藏园异闻（藏园校书所用敦煌遗书）
藏园校书，世所周知。傅增湘先生曾撰有“西涯校书记” ，记1913年曾于京师图书馆借居什刹海旁广化寺时读书校书事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曾曰：“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是其概况。《藏园群书题记》 余嘉锡序曰：“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 ，此《题记》中，时时可以见到藏园校书情形。傅熹年在《题记》“整理说明”中曰：“先祖父藏园先生研究目录、版本、校勘之学近五十年。生平藏书二十万卷，其中经过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约一万六千卷。每校勘一书，都在卷尾缀写小记，说明此书的学术渊源、版刻源流和校勘的所得。”根据国家图书馆藏藏园校书，以下仅就其中利用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校勘传世文献三种书之跋识，昭示藏园主人校书之孜孜不倦，精益求精。
一、《三国志·韦曜华核传》
《三国志注》六十五卷，清同治年金陵书局刊本。《藏园校书录》 记辛巳年十一月据宋刊残本校《蜀书》，但此书校书题识分别于庚申（1920）、壬戌（1922）、丙寅（1926）、辛巳（1941）诸年，其中《蜀书》的确校勘于辛巳年，《魏书》曾于庚申、壬戌年校勘一过。1926年藏园得见吐峪沟出土《三国志》高昌写本残卷，予以校勘。此书校勘情形不见诸《藏园群书题记》和《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
藏园先生雅好山水，足迹几乎踏遍北京郊区园林寺庙，并随带笔砚，校书于山林之间，其跋语除考证版本源流、记校勘所得，亦有纪事随笔，笔触别致隽永，赘录二则，以飨读者。《魏书》卷二十二末叶识曰：“庚申三月初七日辰刻，在秀峰寺小楼校得半卷，即逾旸台登妙峰，访仰山寺，由三家店回都。翌日申刻乃得勘毕。”《魏书》卷二十三末叶识曰：“庚申三月初十日，游上方山，宿兜律寺。翌日诸公往探云水洞，余独留寺中校得此卷。时山雨霏微，岚翠落笔砚间，怡然自适，视诸公搜奇选胜之乐，未易较短长也。沅叔。” 秀峰寺在北京西山鹫峰山下。仰山寺全名为仰山栖隐寺，辽代建筑，在北京西山妙峰山乡，现为门头沟区文物保护单位。兜律寺又作兜率寺，又称上方寺，在北京房山上方山。
利用吐峪沟出土文献校勘《三国志》卷六十五，即《吴书》二十第十二叶，书眉识曰：“右北凉高昌王麹嘉时写本吴志一段，通二十四行。顷白坚甫得之于新民梁素文，因假归校读。凡得异字三十有六，皆精确可信，真旷古之奇宝也。丙寅十一月十日，沅叔记。”据北凉写本校勘大约一整叶。
白坚，字坚甫，早年留学日本，嗜金石学，上世纪二十年代数次经手将珍稀文献转售至日本。梁素文，清末西北地方官员，他所收藏敦煌遗书及土峪沟出土高昌时期写本残卷现存日本书道博物馆。今日本书道博物馆存《三国志·吴书》北凉写本，影印于《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亚洲善本丛刊第二集），卷中第346页第140号、141号均为《三国志·吴书》，140号为第十二卷，141号为第二十卷，写本文字系韦曜传之末段和华核传之起首部分。141号卷末有王树枏1910年题识一则：“左系三国志吴志韦曜华核二传，首尾残断不完，宣统元年鄯善农人掘地得之土峪沟。案：元魏之时高昌王麹嘉好儒术，画鲁哀公问政孔子像于室，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正光元年又遣使奉表求借五经、诸史，拜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此卷当时传抄教授之本。卷中又有论语君子易事而难说一节，亦同时所抄，的为麹嘉时真迹也。庚戌九月十六日新城王树枏识。”钤“陶庐手泽”、“王印树枏”、“晋卿”印。王树枏，字晋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新疆布政使，修纂《新疆图志》。梁素文当时任职迪化，系王树枏之下属。该写本若即傅增湘所见，则未提及王树枏跋文。据高田时雄《李滂与白坚》 一文考叙，梁素文、王树枏旧藏六朝及唐写本，曾分数次售出，而此《三国志·吴志二十》究竟何时进入中村不折收藏，尚难确切，但据藏园先生跋识，至少可以断定在1926年之后。
二、《南华真经注》
《南华真经注》十卷，明世德堂刊本。壬子年（1912），藏园主人以涵芬楼藏北宋本配南宋本《南华真经》校勘，甲寅年（1914）获杨守敬藏古钞本《南华真经》中“庚桑”、“外物”、“寓言”三篇，校勘一过，乙卯年（1915）获敦煌卷子“知北游”篇以校勘，壬戌年（1922）又以敦煌卷子“知北游”之篇校过，丁丑年（1937）以日本高山寺所藏唐卷子本“庚桑楚”、“外物”、“寓言”、“说剑”四篇摄影本校勘一过，壬午年（1942）据宋蜀刻安仁赵谏议本通校一过。总计，卅年间，通校两遍，部分篇章校勘四遍。关于宋蜀刻赵谏议本，《藏园群书题记》有长跋，可参阅。
有关古写本校勘跋识共四则，移录于此：
1．“杨惺吾藏古钞本庄子三卷，存庚桑、外物、寓言三篇，假校一过，其文字异处颇有出北宋本外者，句尾虚字增益尤多，可谓秘本矣。甲寅十二月二十一日沅叔记，时距惺老之殁将匝月矣，掷笔为之怆然。”
2. “古钞卷子题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四，计二百十五行。审其字迹，当是隋唐间人所书，今藏乡人顾巨六家，乙卯十月假勘一过，其异字各注于行间。他日有暇，当一证其得失也。沅叔记。”
3. “顾巨六家藏唐人写南华真经知北游一篇，计十纸，白坚父持以相视，因就校于此本上，其异同竢他日更考订之。壬戌十月十七日，沅叔记。”
4. “顷见日本高山寺藏唐卷子本庚桑楚、外物、寓言、说剑四篇摄影一册，因属门人孙子书为校于此本上，其中颇有佳胜之字。其庚桑楚篇余昔年曾以残卷校过，文至镆鎁为下，其校笔先后可以辨识也。时子书以避乱方挈眷住余家，晨夕倾谈，差不寂寞。丁丑七月十三日，藏园老人记。”
《南华真经注》“知北游”篇敦煌卷子现存日本书道博物馆，影印于《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亚洲善本丛刊第二集），卷中第136号。该卷子纸背钤“敦煌县志”印，说明原为公藏之物，又钤“井研龚氏古美堂珍藏”印，并有龚煦春跋文，称“此卷乃光绪三十二年间彰明苏子培任敦煌典史时所得，以寄其弟季培者。……余素不识季培，绵竹冯春翘以余留心古迹，乃为余介绍以归余。……辛亥十月成都乱起，余携此卷归井研，藏之古美堂。明年壬子正月六日，独坐山窗，反复展玩，因记此卷发现原始及购得之缘于此，俾后有考焉。” 大约就在此后不久，这一珍贵写本转移到同是四川人顾鳌手中。顾鳌，字巨六，四川广安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曾积极参与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去世，顾以帝制祸首受通缉，1918年被特赦。此后退出政界，经营古董为生。至此，隐约可以推断敦煌遗书“知北游”篇自辛亥革命以后东渡日本之过程。1926年，傅增湘亦因白坚父见到吐峪沟出土《三国志》残片，遂为之校勘。参见上文。
傅增湘特别重视杨守敬藏书，尤其是其中从日本钞回、带回的古本，数次校勘中均曾借用为底本，此甲寅年前后还曾据杨守敬藏影钞日本枫山官库藏古钞卷子本校《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杨守敬所藏古钞残本《南华真经注》亦可见诸《日本访书录》卷七。京都高山寺所藏《南华真经注》古钞本残卷共七卷，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曾于昭和七年（1932）影印，而此前流传仅杨守敬先生所见之三卷。1931年日本狩野直喜曾为此七卷写本进行校勘，并有校勘记，其曰：“考抄本年代疑在镰仓初期矣。”又曰：“小岛学古移录本唯有庚桑、外物、寓言三卷……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记之较详，然所见亦唯小岛本，未见余卷。” 狩野直喜此言缕析杨守敬所抄之来源，并言抄本年代疑为镰仓初期，相当于中国南宋中期。
孙楷第，字子书，河北沧州人，专注于小说戏曲目录版本研究。
三、《刘子新论》
《刘子》二卷，清光绪元年崇文书局刊本。钤“沅叔手校”印。据《藏园校书录》及《藏园群书经眼录》，可知，傅增湘于甲寅年（1914）据何鬯威藏敦煌唐卷子本校勘，辛未年（1931）据董康手抄法藏敦煌遗书校勘，己卯年（1939）据刘希亮藏唐写本之影写件校勘，辛巳年（1941）又据北平图书馆藏王重民拍摄英、法藏唐卷子本影片校勘，卅年之中，尽得存世唐写本予以校勘。《藏园群书题记》于此书有长跋，历年所见唐写本之始末甚详，并对刘幼云藏品与英、法藏敦煌写本《刘子新论》重合篇章字词之异同，予以辨析，请参阅。以下是四则校书识跋。
书名叶藏园老人跋曰：“何穆忞藏唐卷子本刘子二百八行，盖燉煌石室之秘笈也。存者只得全书十之一，然异字佚文乃至不可胜计。闻刘幼云前辈尚有九篇以下数百行，若一旦为延津之合，岂非天地间奇宝乎！昔人动侈千元百宋，视此又何足云云耶！沅叔校毕记。时甲寅大春节也。”
廿六年后又识曰：“刘世兄希亮以影写唐卷子刘子见视，凡二百四十行，自爱民起，至荐贤止，凡八篇，移校于此本上，合之何氏及法人伯希和所藏，通得二十一篇，已得全书三分之一矣。记此以矜眼福。己卯四月初九日，藏园老人识。”
卷上荐贤篇书眉藏园老人识曰：“唐卷子本止此，凡二百四十行，己卯四月，沅叔手校。”
卷下风俗篇书眉藏园老人识曰：“唐写本残卷自此篇起，原本藏法国伯希和许，同年董授经手钞以归。”
何彦升，号秋辇。曾任甘肃布政使，1909年奉清学部之命，押运敦煌遗书至京师。抵达京师后，与李盛铎等人先私自攫取，然后将长卷截断以充数，再运至京师图书馆。何震彝，字鬯威，一字穆忞，何彦升子，李盛铎之婿。何藏敦煌遗书《刘子新论》残卷，从“去情第三”后半至“思顺第九”前半，现今不仅可以看到傅校，还可以看到罗振玉之校勘，林其锬、陈凤金《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 中已经影印校勘本。
刘廷琛，字幼云，清末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副大臣。其子刘希亮。刘幼云藏品今存国家图书馆，黄绫包裹，其上题签曰“唐人写刘子新论卷中九篇长十三尺，高八寸016”。九篇篇名为：贵农、爱民、崇化、法术、赏罚、审名、鄙名、知人、荐贤。“民”字缺笔。首起残，故藏园从“爱民”篇开始校勘。
董康，字授经，又作绶金，自署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傅增湘曾撰“书舶庸谭序” 叙其藏书。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中存《刘子新论》四件：P2546, P3562, P3636，P3704。其中P3704中完整之篇为：风俗、利害、祸福、贪爱、类感、正赏。并计何藏、刘藏，确为二十一篇，亦可因此知董康抄录者为P3704。
藏园校勘《刘子》，已经引起当代古籍整理者关注，其校语及跋语在上述几部专著中有所征引，惜不全面，故考详于此。
校书跋语系校勘即时所作，真实记录善本来源、校书起讫时间、作者心迹等诸种情形。以上三书之校勘，所利用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在中国学界，当属先行。其跋语，不仅增进文本校勘理解，也对出土文献流通走向提供资讯，亟当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