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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二里头文化：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2、长江流域文化有哪些1、二里头文化：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代表的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它又是如何扩张的？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溯源：一场成功的“政治试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著名史前考古学家赵辉此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曾阐述过一个观点：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源自一场成功的“政治试验”。
赵辉认为，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那是一个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就像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在不断进化一样，在“古国时代”，分布在各地的古国也在不自觉地朝着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进化。其间，因农业类型不同，文化传统及其沉淀程度不同及手工业、大型公共工程、宗教、战争等因素在参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不同，不同的古国采取了不同的进化策略，赵辉将其称为“政治试验”。
考古资料显示，当年那些“政治试验”，由于一些尚不明确的原因，多以失败而告终。比如，曾灿烂一时的良渚文化，在其文明化进程的最后阶段，因某种原因急转直下、快速凋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以神权为主导，无节制地建造宗教祭祀设施，极大地消耗了财力、民力，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其“进化”失败的主要原因。
与良渚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显得包容、务实许多，这也是其成功“突围”的原因。赵辉说，二里头文化的“政治试验”，采取的策略是广泛吸收周边先进文化经验，颇有“实用主义”的味道。这一策略大大增强了二里头文化的综合实力，助其形成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终实现“突围”，进入“王国时代”。
青铜爵
影响：中华大地刮起最炫“二里头风”
二里头文化的伟大创造之一，就是将冶金技术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以青铜爵等酒器、牙璋等玉器为代表的一整套礼乐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牙璋。
牙璋是一种有刃的器物，它既不是武器，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礼器。考古资料显示，牙璋最早出现在山东地区和陕北地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一是体量变大，二是龙形化，即整体表现为龙的形态，成为国家成熟、宫廷礼仪的象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二里头式”龙形牙璋，从中原地区向南影响了很多地区，其中一条传播路径是通过湖北、湖南传到了广东、福建、香港，另一条传播路径是顺着长江一直到了三星堆地区，然后继续向南影响到越南北部。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式”龙形牙璋的广泛传播，说明二里头文化创造的这种以玉礼器为代表的礼仪制度向周围强有力地辐射，被很多地方吸收和接纳，这也是二里头文化作为当时先进文化强大影响力的重要体现。还有学者认为，“二里头式”龙形牙璋的传播，并非以军事征服的方式进行，而是当地人主动接受了这种牙璋及其代表的文明制度。
二里头文化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其疆域有多大？目前，恐怕任何一位考古学家都难以说清。不过，从“二里头式”龙形牙璋的分布范围来看，二里头文化当时形成了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三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刮起的这阵最炫“二里头风”，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传承：二里头遗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晓军说，二里头文化对商周乃至后世历代都有深远影响。比如，“爵位”这种表达等级的专用词，就是从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爵礼器演变而来。
此外，二里头遗址整体严整有序的规划，贵族墓葬显示出的墓葬制度，祭祀区域体现的祭祀制度，以青铜礼器群、玉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特殊“重器”为代表的器用制度，都被后世历代所继承和发展。
“从二里头文化代表的夏代到商代再到周代，整个中国青铜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的扩张又纷纷实现制度化，最终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赵晓军说，二里头文化以祖先崇拜为内核，重世俗功利，重王权，把宗教置于适当的位置，不断接受四方文化的冲击和洗礼，最终在文化碰撞中发展壮大，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这恰恰是中华文明所独具的源远流长、兼收并蓄、和合发展、博采众长的特质。至今，这种特质仍然保留在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中。（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刘嘉仪 文/图）
2、长江流域文化有哪些
长江流域文化有哪些
长江正源是一个宽阔的地理单元，它包括昆仑山至唐古拉山间的广阔地域，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宽约300公里，总面积达10万多平方公里。长江历史悠久，那么长江流域文化有哪些呢？在长江流域，溯江而上依次分布着吴越文化区、楚文化区、巴蜀滇文化区。其中，以楚文化的影响为最大。楚文化的扩张，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逐鹿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至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楚文化崛起于长江中游楚文化的崛起与楚国的崛起是同步的。在春秋早期，楚国开始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称雄于江汉之间，但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楚王熊通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史记·楚世家》)中国即中原，其问鼎中原的野心溢于言表。两年之后，自立为王，是为楚武王。楚武王转战汉水西东，为楚人留下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吴越文化及其楚化长江下游的江东，大致以太湖为缓冲的水域，北有吴国、南有越国。东周的吴就是西周的宜，或称“勾吴”；越即戉，或称“于越”。吴越虽是两国，土著却是一族。 吴国的疆域以太湖平原北部和宁镇丘陵为主体，扩展到皖南的大部分丘陵，苏北的一部分平原，以及淮南的某些地方。越国的疆域以宁绍平原和太湖平原南部即杭嘉湖平原为主体，扩展到浙西、皖南的山地。有时，越人从杭嘉湖平原西出，渡过长江，渗入淮南。巴蜀滇文化地处长江上游的巴、蜀因为山高水险的地理环境所限，长时间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这里的文化面貌仍无重大变化。后来秦、楚对抗，才给长江上游的文化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缘。蜀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应在今成都市辖区之内。这里“地称天府”，据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 、犀、象、毡、耳毛、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铙。”总之，物产丰富。
长江流域文化有哪些
发源于世界屋脊的长江，日夜奔流，向浩渺的东海倾吐着亿万年的脉脉深情。纵贯6300公里，流淌天地间的长江，滋养着无数华夏儿女，孕育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也是涵养中国人民拼搏进取、创新发展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长江流域人杰地灵，思想荟萃，润泽流长。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灌溉了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吴国兴修贯通江、淮的邗沟，成为南北大运河的开端；明朝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描绘了130多项中国古代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其中大半来自长江流域……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下，是勤劳的长江儿女用自己的双手绘出的“长江盛景”。
长江文化，既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池州陵阳，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粮票博物馆，20万张粮票记录了物资匮乏年代的.生活光影；长江铜陵段的一个废弃码头上，建起了一座微型图书馆，宛如江上悬浮的盒子。长江岸边有故事，有遗珍，更沉淀出文化、闪耀着智慧。与江相伴，激活更多沉睡的“文化库存”，长江文化与现代生活对接、与时代精神产生共鸣，也是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体现。
在20xx中国（张家港）长江文化艺术节暨金秋经贸周活动开幕当天，长江数字文化博物馆建设项目启动。博物馆将通过5G、虚拟现实、三维动画、全息影像等技术，向观众展示长江流域文化历史，成为具有历史记忆、文化传统，而又现代时尚、面向未来的文化综合体。顺应历史规律、结合新的方式，我们才能对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互联网+”创新，既有对长江文化的持续解读，也有对关键人物的内容“解锁”，这是涵养长江历史文化根脉，是让奔腾的每一朵浪花，都诉说曾经的精彩。
从热烈火辣、开放旷逸的巴蜀，到情怀浓烈、自强不息的荆楚，再到清新雅致、灵秀精巧的吴越，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长江文化体现出崇德重义、明理重学、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开放融合、团结和合等精神要义。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不仅要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更要激活流淌于血脉中的精神力量。如今，与长江紧密相连，这里走出了全国第一个自贸区，也有全球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白鹤滩水电站。继承“首吃螃蟹”的胆识，依靠“勇涉险滩”的精神，千千万万勤劳朴实的长江儿女，以精神为舵，以文化作桨，绿色发展理念在这里不断延伸，让唇齿相依的长江沿岸城市生态和谐共生。今日的长江经济带，仍能从文化中汲取丰厚的养料，正是民族精神传承发扬的体现。
黄金水道川流不息，千年文脉绵延不绝。接续长江的文化滋养，挖掘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守住长江文化的精气神，才能铸就长江经济带发展之“魂”，共同推动沿江十一省市高质量发展，用我们的拼搏奋斗唱响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长江流域文化有哪些
长江正源是一个宽阔的地理单元，它包括昆仑山至唐古拉山间的广阔地域，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宽约300公里，总面积达10万多平方公里。长江历史悠久，那么长江流域文化有哪些呢？在长江流域，溯江而上依次分布着吴越文化区、楚文化区、巴蜀滇文化区。其中，以楚文化的影响为最大。楚文化的扩张，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逐鹿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至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楚文化崛起于长江中游楚文化的崛起与楚国的崛起是同步的。在春秋早期，楚国开始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称雄于江汉之间，但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楚王熊通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史记·楚世家》)中国即中原，其问鼎中原的野心溢于言表。两年之后，自立为王，是为楚武王。楚武王转战汉水西东，为楚人留下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吴越文化及其楚化长江下游的江东，大致以太湖为缓冲的水域，北有吴国、南有越国。东周的吴就是西周的宜，或称“勾吴”；越即戉，或称“于越”。吴越虽是两国，土著却是一族。 吴国的疆域以太湖平原北部和宁镇丘陵为主体，扩展到皖南的大部分丘陵，苏北的一部分平原，以及淮南的某些地方。越国的疆域以宁绍平原和太湖平原南部即杭嘉湖平原为主体，扩展到浙西、皖南的山地。有时，越人从杭嘉湖平原西出，渡过长江，渗入淮南。巴蜀滇文化地处长江上游的巴、蜀因为山高水险的地理环境所限，长时间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这里的文化面貌仍无重大变化。后来秦、楚对抗，才给长江上游的文化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缘。蜀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应在今成都市辖区之内。这里“地称天府”，据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 、犀、象、毡、耳毛、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铙。”总之，物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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