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是夜禁，宋朝就有夜市了？
优质回答：在唐朝，城市里实行里坊制，买卖商品要在特定区域的特定时间。宋朝建国初期承袭唐制，开封是按里坊管理的，相当于全城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有围墙，一到晚上就关门上锁，百姓无故不能上街行动。但开封城区窄，人口发展快，经济又发达，很快地方就不够了，沿街住户都私搭乱建，还在坊墙上开窗开门，城坊形同虚设，夜间也热闹不休。官方几次试图治理，太宗、真宗时两次恢复宵禁，都没有成功，到仁宗年间，就彻底成了不夜城，里坊制就这样退出了历史。 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 。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所以宋朝不实行宵禁可以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果。
其他网友观点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夜禁，唐朝中后期、宋朝是例外。唐朝中后期开始打破夜禁，还开始打破市坊制。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夜禁。唐朝之前有，宋朝之后也有。宋朝汴梁夜禁松弛，但是宋朝其他地方依然实行夜禁制度。唐朝的坊内有商铺、市场、酒楼，唐长安城中几乎所有的坊都存在商业活动。唐朝前期，宵禁只针对坊间大街上。
治者实施“宵禁”政策，是由于古代城市与乡村的规划制度有关。自周至唐我国古代城市一般采用“里坊制”。比如唐朝长安城，共有108个坊和2个市，皇宫位于城北。每个坊以厚2.5-3m的坊墙与外界相隔，坊门在日出和日落之时敲打钟鼓启闭坊门关闭以后严禁在街上行走，也就是宵禁。但古人并不是没有夜生活，宵禁虽然限制人们在坊外活动，但是坊内不受限制，一些坊里甚至昼夜喧呼，灯火不绝。采取这种不方便的制度，是因为早期一些城市最主要的是政治功能，或者说是为统治者和贵族服务的，城市的规划就要按照统治者的需求来。里坊制方便统治者管理臣民和保证自身的安全，方整的布局也符合礼制。
唐朝中后期开始打破坊市制与宵禁制。唐代中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单靠白天的市场交换商品显然已不能适应，于是夜市正式出现。当时文人的诗作里出现过“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唐朝中后期开始打破坊市制与宵禁制。唐代中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单靠白天的市场交换商品显然已不能适应，于是夜市正式出现。当时文人的诗作里出现过“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其他网友观点为什么会有宵禁制的产生？
1.宵禁制能有效保护“坊”的安全
坊市制度在周代已有之，至唐代臻于完善。“坊”作为居住的单位，“市”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坊”和“市”有着严格的界限，唐代实行宵禁制来确保“坊”的安全，实行街禁和门禁，以街鼓之声作为标志，入夜后不得随意走动。
以长安城为例。长安城在规划上将商业区（市）和住宅区（坊）严格分离，东西两市的营业时间是正午到黄昏。黄昏时刻，当长安承天门击鼓四百下后，城门将全部关闭；鼓声再响六百下后，城内坊门一律关闭，行人也禁止夜行。夜鼓和晓鼓之间，在街上行走即为犯夜，违者笞二十。
在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之下，假如有人不小心回来晚了怎么办？
据记载，天宝年间，布政坊居民张无是走在街上，夜鼓声响，坊门都关闭了。他为了避免肉体之痛，只好无奈地在桥下蹲了一宿。
2.宵禁制可增强对平民的控制
唐宋时期，官员们发现各地常有“合党连群，夜聚晓散”的人群，顿时感到如临大敌，因为这些人很可能是魔教的信徒，应该抓起来治罪。
在夜晚，官府最容易失去对平民的控制，除了赌博、盗窃，最大的问题就是阴谋造反。
因此，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期都实行宵禁制。
每到黄昏，城门闭锁，各居民区也封闭起来，如无要事不得在街上行走，否则称为“犯夜”，要予以处罚。“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就是长安夜晚街头的景象。
3.宵禁制可统一百姓的作息时间
古代官府一直试图管理百姓的作息时间。
学者葛兆光曾总结：“对作息时间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各地时间一致，才会觉得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宵禁制是如何逐步衰弱直至崩溃的？宵禁制度曾一度限制了夜生活的发展。夜生活的丰富程度在很大层面上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
唐中后期，坊市制度虽然逐步出现变迁，但是官方在法律上并没有全面废止，坊市制度一直延续到北宋王朝时期才彻底崩溃。
1.经济制度变革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实力大减，各节度使截留地方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减少。
城市行税和住税相继刨立，商税大规模征收，改变了唐代以前农业经济主要单纯征收土地税状况，商税税率从2％提升至10％。
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发展壮大市场规模，逐渐放松了对坊市的管理，也是推动坊市解体的重要原因。
2.世俗宗教文化的兴起
玄宗时代，长安城人口聚集，商品经济发展，商人活动频繁，两市之内已经无法单独完成大规模
经济活动。官府就在相对稳定的地点临时开场，对突破坊市限制之后的物资流加以疏导。
由于宗教活动的频繁、流动人口的增加，道观和寺庙等宗教场所也成为长安城内便利的经济交流场所。寺庙和道观构成了由坊市向街市过渡的场所，形成了时间和地点相对固定庙会，提供一种新经济交易形式。
3.官僚阶层经商风气的盛行
唐代前期，城市中主要居住着军人、封建官僚及其他们的家人等。在均田制的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赋税制下，官员所需的农产品大都通过俸禄获得，而不用通过商品交换。
但到了唐代后期，由于经商有利可图，官员为了获得足够金钱以购买更多物品，纷纷参与经商。
后来，统治者只好对贵族官僚经商采取默许态度。皇亲贵族们凭借自身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在突破坊市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工商业者阶层的崛起
唐代前期，商人在士、农、工、商四民分类中仍是地位最低的群体，商人不允许从事其他职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京师长安供给不得不依靠南方漕运供应，对原有坊市制度带来更大冲击，政府制定的规则已不足以阻止商人入仕。
商人凭借其雄厚财力，打开了进入仕途大门。后来，大量商人由东西两市向坊内居住，对里坊分离居住制度进行了突破。
“坊市分离”向“坊市合一”不断融合，直至宋王朝时期才彻底得到废止，被宋朝街巷制所取代。这也证明了：如果管理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背离，必将导致变迁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