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到底有何恩怨，竟然全力反对变法？
优质回答：首先要说明的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之间原本并没有恩怨，相反两人之前同在开封任职的时候，还是志趣相投的朋友。最终导致二人针锋相对的原因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王安石新政瑕疵之处颇多王安石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是父亲常年在地方做官，因此年幼时的王安石对底层百姓的生活了解甚多。在步入仕途之后，王安石放弃了留在开封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到地方做官。在此期间王安石政绩突出，而且根据王安石的为政措施来看，王安石此时就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尝试。
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宋史·王安石列传》等到宋神宗继位，重用王安石实行新政之时，王安石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改革经验。因此，在被启用的当年，王安石就陆续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条约》。其中《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之时，由官府借贷、借粮给农民，以帮助农民度过困难。
这样一来，就引爆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第一个冲突点。原来司马光的出身、任职经历和王安石颇为相似。司马光在年幼之时也曾跟随父亲到全国各地任职，步入仕途之后的司马光，为了照顾父亲，一直在跟随父亲一起调动。因此，司马光对地方上的弊政也是了解颇多。
《青苗法》颁布之后，司马光敏锐的看到了其中的缺陷，指出其中的利害关系。认为官府放贷带来的危害，远比民间借贷带来的危害更大。从后来《青苗法》的实施结果来看，官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强迫富户贷款；对于本来应该被接济的穷苦百姓，反而因为它们的还款能力没有保证，官府本根不借贷借粮给他们。如此一来就违背了变法的初衷。
因此，司马光最初反对新政，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只是对新政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司马光在其位谋其政两人之间的第二个冲突点就是职位上的冲突，王安石担任宰相实行新政之时，司马光身为谏官，对人对事提出反对的意见，以此让皇帝听到反对的声音，本就是谏官的职责所在。而且司马光不但理论知识丰富，而且还拥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因此在王安石的新政出来之后，司马光总能指出处新政的好处与不足之处。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每当王安石向宋神宗上奏要颁布的新政之时，司马光就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二人经常因为新政措施争的面红耳赤，即使在皇帝面前两人也是互不相让。但是，基于宋神宗此时对王安石的极度信任，司马光的意见总是得不到肯定。此时的司马光内心已经发生变化，对宋神宗的偏听偏信颇有怨气，因此开始反对王安石提出的一切建议。
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宋史·司马光列传》为了反对而反对，催生北宋党争之乱宋神宗熙宁四年，司马光的好友范镇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触怒了宋神宗，因而被革职。此时因为反对新政已经被贬到西安的司马光，愤而上疏为范镇求情，并主动请求辞官回家。如此一来，两人之间的第三个冲突点出现，两人的关系也已经是势同水火。
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宋史·司马光列传》此后，司马光将重心转移到整理《通鉴》上，而很少关注国事。在此期间，王安石的新政进行的并不顺利，当初司马光指出的缺陷正在逐渐浮现出来。北宋也没有实现神宗期望的繁荣富强，同时因为改革反对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曾两次被贬。原本关于改革的争论，俨然已经演变成新旧党争。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之后， 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德高望重的司马光被改革反对派举荐为宰相，司马光上台之后几乎废除了王安石的全部新政，司马光多年的政治愿望终于实现。
结局公元1086年，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两人的争论自此算是告一段落。但是由于二人的争论，催生的新旧党争并没有就此终结。
宋哲宗亲政，新党再次得势。但是此时的新党早已没有了最初的改革之心，而是沦落成了纯粹的政治工具，新党将司马光此前的荣誉全部剥夺，由于皇帝的否决才没有祸及司马光本人。靖康元年，蔡京、童贯之辈倒台之后，旧党又再次得势，同样将王安石贬的一文不值，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打压新党之时，北宋就爆发了靖康之变，新旧党争才最终落下帷幕。
结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王安石新政的初衷是富国，而非富民。因此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初的争论焦点，无非就是巧取（通过新政），还是豪夺（直接加税）。但是无论谁最后胜出，最终的结果都是富了国家，穷了百姓。
百姓水深火热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北宋自神宗之后，一直沿着王朝覆灭的轨迹在运转。而新旧党争的出现，只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进程而已。
其他网友观点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北宋时期两位志向非凡的伟大人物。司马光博学多才，德高望重，曾经耗费十九年时间编撰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王安石和司马光处于同一时代，政治才能卓著，在担任宰相以后，和宋神宗一道积极推行革新变法，极力想改变北宋外强中干的现状。他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没有私人恩怨，只是在变法图强的过程中，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积不相能，势同水火。
公元1067年，20岁的宋神宗继承大宋皇位。当热闹的即位庆典结束以后，宋神宗才清醒地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毫无活力的烂摊子。承平日久的大宋王朝就像一个脑满肠肥的胖老头子，各种疾病都发作了起来。臃肿的官僚系统、庞大而毫无战斗力的军队、繁杂低效的军事行政机构，这些都使国家发展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地步。
谁能担当改革的重任？宋神宗想到了王安石。早在几年前，王安石就向先帝上过万言书，期望改革弊政、振兴国家。新天子和王安石志趣相投、一拍即合，改革的总指挥当然非王安石莫属。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平章政事，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
司马光此时担任谏议大夫一职，他对变法改革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皇帝应当尊崇儒家思想，以孝治天下，以仁待缙绅。祖宗定下的规矩是不能废的，否则就是不孝。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告诫后世子孙要优待文人官员，王安石变法首先就要剥夺官僚阶级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这自然就引起了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深文人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王安石为了说服司马光，专门写亲笔信给司马光做详细解释，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然而，王安石的思想工作最终没有起到成效。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使二人之间的矛盾分歧进一步激化。“保甲法”、“赋役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这些变法措施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具体推行中出现了问题。王安石用人不当，提拔吕惠卿主持新法推行工作。吕惠卿本是奸诈小人，在新法令的实施中任人唯亲，借机举荐一大批亲朋好友担任地方官。这些贪官污吏故意曲解新法，从中渔利。以“青苗法”而言，本来是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向他们提供低息贷款，购买种子农具，及时恢复生产，这是很对症的惠民政策。然而在执行中却了变味，低息贷款经过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变成了农民无力偿还的高利贷，惠民政策顿时成了害民政策。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急于求成，给各地都下达了硬指标，规定了每年必须发放贷款的数额。如此一来，贪官们只好强行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的本息让老百姓倾家荡产，苦不堪言。
新法的种种弊端正好给司马光这一班“保守派”带来反击的口实。在“保守派”的不断攻击阻挠下，宋神宗不得不废除新法，随即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由于他大公无私、不计前嫌、生活简朴、清正廉明的人格魅力，还是很受反对派尊重的。王安石被贬为金陵知府后，昔日的政敌司马光、苏轼非但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反而还经常去探望他、慰问他。这样的气量和风度是很令后人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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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文治，科举放开录取以安抚士大夫。唐代进士科每次多不过二十人，少则只有三五个甚至一个不中，宋仁宗则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科点800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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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唐末武夫割据的局面，北宋采取了崇文抑武的策略，创造性地建立文官领导军队的政治制度，但是困于唐代民族政策遗祸，北宋缺乏战马，也没有幽云故地的防御体系，辽国骑兵冬天长驱直入就可越过黄河到达汴梁，所以北宋被迫堆兵以防御京畿，这也是强干弱枝政策的体现。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禁军已经达到了82.6万之多。
同时，为安抚百姓，大肆招募灾区百姓加入厢军，到宋仁宗时期也接近50万。此外，为弥补军队战斗力低下问题，又在边境地区招募勇敢、效用、藩兵、乡兵，四者合计约20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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