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优质回答：北宋的积贫积弱，司马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司马光清廉刚直，在政治活动中能坚持原则，也能犯颜直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宋仁宗患病，皇位的继承人却迟迟不能确定。大臣们因为害怕触怒宋仁宗而噤若寒蝉，但是司马光却不。他不但此前三次上书提到继承人的问题，这次更是直接在宋仁宗面前提起。宋仁宗没有指责，但是却也迟迟没有一点动静。司马光沉不住气，再次上疏，直接提出是不是有小人作祟，在导致了事情久久不能解决。
司马光在为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治国上确实是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没有能扭转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反而将变法中的成果破坏殆尽。司马光尽管被树为政治家，但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的执政才能，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倒是名副其实。一个长期生活在书房中的人，你想他能有怎样的眼光和见地呢？纸上的文字功夫或许能力扫千军，但是现实却是千变万化，必须要睁开眼睛去看的。他作为保守派的领袖，改革时，没有站出来，为了扭转国家的贫弱而努力，而是跑得远远的，选择眼不见为净。这是怎样的一种做派？
而当改革中出现偏差的时候，他也不去分析这样做对还是不对，都成了他攻击变法的口实。如果真的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就应该协商解决问题，把事情引向更好的一面发展，而不是总站在一旁，泼脏水，使绊子。如此行径，于国于民有何实际的价值呢？“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司马光这样的攻击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呢？说白了就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作为既得利益的利益阶层，为了不触动大地主大官僚的阶级利益，他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罔顾现实，自私自利。他没有去分析变法中的措施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必要继承，而是不断地上疏，直接腰斩，什么痕迹都不给它留下。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
第二，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国库充实，军力提升，边境与西夏和辽的争锋还成上锋。“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检使刘惟吉败之。八月丁丑，熙河经制李宪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破之于女遮谷，斩获甚众。九月丙午，王中正率兵六万发麟州（神木）。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发庆州，种谔率五万四千发绥德。种谔败夏人于无定川，丁巳，米脂寨降，收城中老少万四百口。十月乙丑，泾源兵大败夏梁大王三万于磨脐隘（宁夏同心）。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谔入夏州（横山），己巳，入银州。十月癸酉，王中正至宥州（鄂托克前旗），屠之，杀所得马牛羊充军食。高遵裕至韦州。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靖远），丙子，鄜延路钤辖曲珍破蒲桃山（同心）夏军。”一系列的胜利，让整个国家的声望和威慑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司马光看不到现实这些明显的变化，而是一味地抹黑，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废除而废除，就连募役法、均税法和保甲法等有益于富国强兵的措施都舍弃了。这样一来，政策开了历史的倒车，又回到了之前积贫积弱的状况。眼睛里盯着对手，只知道和对手置气，还能说司马光是怎样成熟的政治家呢？
从司马光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又回到了“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状况。1万辽军，打得15万宋军大败300里；7000辽军，打得15万宋军再败300里。两次战役，不断地上供。眼睛里只有利益，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王安石变法积累下来的财富被输得彻彻底底。这样的一个局面，不就是拜司马光所赐吗？
第三，打击变法派，让党争形成一种风气。王安石变法中非敌即友的做法，使朝廷失去了许多股肱之臣，这是一个败笔。而司马光上台之后，为了打击报复变法派，对变法派依然实行严厉而无情地打击。这样一来，壅塞了言路，使得朝堂成了政治斗争的温床。这种风气，由此形成，并一直延伸到北宋的灭亡。蔡京等人上台之后，打死诛杀异己，并下诏天下各州县立下元祐党人碑，更是这种斗争达到极点的标志。一个朝堂之上，没有包容和团结，只有党争，它怎么能长久执政呢？灭亡是其必然。
第四，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只祈求着和平。如果说司马光废除新法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那么和西夏的重新议和，就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为了议和的成功，打算把无数的将士鲜血换回的河湟地区拱手让于西夏。一个文人没有一点血性，还让人能有些理解，但是把自己的领土就这样白白地送出，就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了。“领土再多，没有一寸是多余的。”这应该是每一个国家都持有的理念，而司马光呢，有什么理念，还有什么资格，写什么史书来警示他人。说白了就是傻子，不客气一点，就是白痴也不会这样做。一个人，视国家利益于草芥，有这样的政治家吗？
因此，司马光对于北宋的积弱积贫有着不能够忽视的作用。虽然他说不上是奸臣，看上去还貌似忠臣，但是他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的危害，恐怕更要严重得多，不是吗？
其他网友观点客观地讲，算祸国奸臣，这与才能、人品没有多大的关系
司马光是有才能的小时候砸缸不说了
所编写《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通史，可以说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数多、年代长。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前夕，凡1362年，含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历史。全书正文有三百多万字，司马光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对于史料矛盾或记载不清之处，还进行了比较、考订，撰写《考异》三十卷。
客观地讲，《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商鞅变法内容，对商鞅变法的结论还是比较客观正面的。
根据《资治通鉴》原文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qián），黥（qíng）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意思是：
法令已制订了但还没公布，卫鞅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的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
百姓觉得这事很奇怪，没人动手去搬。卫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搬着木杆去了北门，果然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
这时，卫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法令实行一年后，秦国百姓到国都大讲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这时太子触犯了法律，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是由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直接对他施刑，卫鞅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刑罚，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黥刑，以示惩戒。
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
新法施行十年，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耻于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中，有些又改称新法好了，卫鞅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把他们全部迁徙边疆。此后老百姓不敢再议论法令。
书里还是肯定了商鞅变法给国家带来的好处。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耻于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而王安石的变法，也是直接给当时的宋朝带来无尽的好处：在变法时期，北宋国库充裕，军力提升，边防安全，跟西夏和大辽大战也没有落下风。
《宋史》记录：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检使刘惟吉败之。
八月丁丑，熙河经制李宪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破之于女遮谷，斩获甚众。
九月丙午，王中正率兵六万发麟州（神木）。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发庆州，种谔率五万四千发绥德。
种谔败夏人于无定川，丁巳，米脂寨降，收城中老少万四百口。
十月乙丑，泾源兵大败夏梁大王三万于磨脐隘（宁夏同心）。
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谔入夏州（横山），己巳，入银州。
十月癸酉，王中正至宥州（鄂托克前旗），屠之，杀所得马牛羊充军食。
高遵裕至韦州。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靖远），丙子，鄜延路钤辖曲珍破蒲桃山（同心）夏军。
难得对外战争取得胜利！
为什么反对变法？变法带来的好处，司马光一党不会看不见吧。为什么为选择性失明呢？而只盯着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一些官员在执行时发生偏差或纠往过正。或故意使坏。因为保守派为了反对而反对，而不是思想统一后共同去执行，把一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扩大化，抹黑改革成果。
商鞅变法能成功，取决于方案通过后，上下执行方向是一样的。
而王安石变法，很多保守派的官员是不参与，只在傍边看热闹。包括马司光、苏东坡等一批有能力的人。
王安石在改革时，需要官员去执行，保守派的有能力的人不干，行，呆一边去，保守派的人员被贬、外放，利益受到伤害。
一时间，在用人进行改革时就显得人员不够了。所新委任的官员中，也不泛投机之人、无能之人。出错的几率当然会变大了。
而改革中所出现的错误，就是成了保守派改对改革的口实。
在宋朝皇帝对官员相对宽容，往往皇帝被官员怼，所以这些保守派就变得有恃无恐，放着国家利益不顾，抓住改革中出现的错误，不是就事论事，协商如何解决，而是就此向王安石泼脏水。整天就干这些事。
宋神宗就在这些人无休无止的争吵中，终于归西了。
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即宋哲宗，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此前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很大原因来源于宣仁太后阻挠，这次她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将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
这就是宋代部分文人风骨，与明朝东林党非常相似。
说白了，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下至五代。起意重在历代政治兴衰，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因此他写的内容一般是政治、军事，却不写经济、文化。可见他在经济管理能力上低能。不知他的教训是如何吸取的。
而苏东坡相对开明很多，本来是反对变法，但见到了改革的好处，在司马光一行要废除改革时，也为王安石辩护了几句，结果两头不讨好，继续被贬。
反对变法的后果如何？王安石变法还是积累很多财富，国库充足，安稳地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宋微宗时代，女真人的雄起，攻打辽，大宋高兴了，不是想到唇亡齿寒，连辽抗金，或者坐山观虎斗。而是派渡海联金灭辽。条件是灭辽后，收回燕云十六州。每年该给辽的岁币我给金。金听了当然特别高兴，白得一笔钱。这燕云十六州谁知道在哪儿，反正也不是我的地盘，你收回燕云十六州就收回去呗，钱你给我，我还能得到中原大国相助，成交。
因为废除了王安石的政策，军队战斗力再次回到“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状况，打内战牛逼，打外战则怂得一塌糊涂。
所以，想得过于天真，辽打金不行，打大宋还是绰绰有余。
宋朝派枢密使宦官童贯领15万大军进攻辽的南京，南京的辽军是1万多人，一看宋军就火了，同仇敌忾，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负我？
我打不过关羽、张飞，还打不过刘备？于是辽军发动突然袭击，15万宋军大败300里。也就是辽国不愿意跟宋朝彻底撕破脸，所以追了一阵就不追了。
结果童贯不记打，接着整军，15万人又来了。辽国派使臣跟宋朝谈，我你打得过吗？宋说好像够戗。辽说，我你都打不过，一个比我还强大的挨着你有好处吗？现在来看应该是咱俩联合对付他，你怎么和他联合对付我，你这是不义的行为，他是我的臣子，他叛乱，叛乱的臣子能不镇压吗？童贯说，我们大宋皇上主意已经定了，你给我滚吧，我不听你这一套。
辽国使臣站在院里哭：“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回去后一报告，7000辽军趁夜劫营，15万宋军又败了300里，神宗皇帝以来累朝储积扫荡无余，王安石变法攒下的那点儿钱这两仗全打光了，刀枪甲杖堆积如山。而且他是带着很多金银财宝去的，准备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之后赏人，结果金银财宝都被缴获了。先赏辽人，后赏金人了。
通过这次战争，也让金看到了大宋的无能，所以，灭辽以后。大宋继续用钱买平安，这一次金如同一群无法喂饱的郎，钱照收，仗照大。因为在他们的文明里没有什么礼义廉耻。只有利益。
终于，1127年，东京汴梁城居然沦陷了，徽、钦二帝都做了俘虏。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所以，说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为了反对变法而反对，不顾变法的成绩所在，直接一刀切否定，并且上升了人生攻击，使大宋走了历史的退路，最后导致灭亡，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司马光是需负首要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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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但他们两人却是志不同，道不和。也就是我们说的死对头。王安石是励精图治的改革派，司马光是墨守陈规的守旧派。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攻击。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变法一开始，就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不过还好有宋神宗的力挺，变法之路虽说艰难，倒也得到实施。不过变法显得有些不尽人意，执行的过程中，处处是坎坷。
一开始宋神宗也是信心十足，后来听到的负面报告越来越多，也开始为变法担忧。靠山都摇摆不定，变法失败也就成了注定的事。守旧派不断的挑毛病，王安石集团有些招架不住。加上王安石组织的变法团队人员，良莠不齐，营私舞弊者不少。随着宋神宗的离世，守旧派重新掌权，变法失败。
司马光集团上台后，废止了王安石变法，并对王安石集团进行了打击。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守旧派占住了上风，王安石被贬，变法团队也被守旧派打得七零八落。
王安石变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被历史认可的。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攻击异党，应该说他扮演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那么他到底算不算祸国殃民的奸臣呢？我觉得司马光完全可以算是奸臣。我的理由有三个：
一、国家利益
王安石变法，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他的改革措施，为繁荣北宋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熙宁变法使得在宋神宗时期又出现了一个中兴局面。司马光破坏变法，就是损害国家利益，这是祸国的表现。
二、造福人民
王安石变法，让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实惠，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明显提高。司马光代表的是大地主和贵族集团的利益，反对变法就是坑害人民，也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这样就激化了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三、国防建设
宋朝从宋太宗杯酒释兵权开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局面，军队冗兵情况非常严重，王安石有意改变这一现象。司马光破坏改革，就继续使得北宋军队毫无斗志，没有战斗力，金军入侵时的惨状，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王安石变法是正面的，积极的。他有美好的愿望，一心想振兴大宋。可司马光集团却想继续歌舞升平，相互攀比，过着奢华的生活。政见的不同本来是件好事，相互弥补，相互促进，可守旧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战斗，成了不顾国家利益，不过人民死活，毫无原则的斗争。改革派的政见，一概否定。要说北宋灭亡王安石有责任，倒不如说北宋的灭亡，司马光是罪魁祸首。司马光损害了北宋的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司马光都可以说是北宋的罪人，说他是奸臣一点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