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常有人“通电全国”，是怎么个通法？
优质回答：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代里，晚清起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电报业，扮演了重要角色。“通电全国”也成了个常见热闹事。当代许多学者更有共识：“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何为通电？以学者周永明的概括说：“这个术语指称的是这样一种电报，它们以众多的受众为目标，通常发给多个接收人。它们是‘公共的’，因为通常或是由明码电报拍发，或是被刊登在报纸上广为人知。”至于“通电全国”？那更是以空前力度，发给全国各大媒体乃至重要政要的电报。而要回望民国年代的各类大事件，“通电全国”更是分量不小：比如1912年全年，“通电”次数就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更暴涨到70次，其内容更涵盖当时政治舞台上各类劲爆桥段：唐继尧反对袁世凯称帝？熊希龄要反对清帝复辟？黎元洪要解散国会？直奉直皖要开打？卷袖子动手前，都要先通个电！
拿今天的话说，“通电全国”就好似“官宣”，既能用来表明态度立场，还能在舆论上向敌人发起反击，也能宣告自己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别看只是一纸电文，战斗力却是相当爆表。所以，如果把民国时期的“通电全国”内容编辑成书，基本上，那就是一部几十年的民国史。
但比起今天以微博朋友圈等平台为方式的“官宣”来，“通电全国”的操作难度，显然是高得多。首先，“通电全国”是个高成本的事。
参考周永明的概括，“通电全国”等于是要把犀利的电文，一口气发送给全国各大报馆机构以及全国重要政治人物，电文内容十分考究，传播范围也十分广。最关键是速度迅捷。在技术有限的民国时代，虽说各地报馆林立，但报纸的传播范围毕竟有限。一件大事想要迅速“抢头条”，就要靠速度更快的电报。晚清时李鸿章就说过电报“相隔万里好似同居庭院”。猴急着抢时间的民国精英们，也就拿“通电全国”当大招。
但这个“高速度”操作，花费也是奇高。晚清末年时的电报费就是“一字有一角余之耗费”。到了民国时期显然更贵。北洋军阀们每次“通电全国”，短的也是一千多字，长的经常两千多字。一篇小通电的价格，通常是一百五十块银元。外加又要“通电全国”，接收方包括各地的政府和新闻机构，多一个接收方就要多一份钱。比如直奉大战时，一次“通电全国”的电报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一封“通电全国”，花出去的就是天价巨款。好些“民国精英”办这事，更是基本用公款，“通”的都是民脂民膏。
更重要的是，“通电全国”并不是写几句话这么简单，放在民国军阀混战的年月里，“通电全国”意味着另一场激烈的战争：舆论战。比如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就发出这样的感叹：“阅蒋、阎往返通电。笔枪舌剑，针锋相对 ,此兵战前之电报战也”。
其实这样的“电报战”，就是民国军阀混战时的“杀敌利器”。无论是各大政治人物间的暗战博弈，或是各路军阀间的明火执仗，“通电全国”都是必出的大招。以至于“每次战争，各以电报代口舌，雪片纷飞”。各个砸钱互撕。
既然有这样的战斗目的，通电当然要写得有讲究。不止要气势如排山倒海，更要简短几句话就抓住对方要害。特别是当双方有深仇大恨时，那就得一句话戳中对手软肋，叫对方瞬间在围观群众里拉仇恨。比如四川军阀混战时，刘文辉的《声讨刘成勋通电》，里面犀利几句：“（刘成辉）一粮而岁数征，且巧立种种名目；一烟而税百出，更 暗布重重网罗。”把杀气腾腾的刘成辉，一下钉在耻辱柱上。
除了踩对手外，“通电全国”更要着力打造通电者的形象。比如1918年曹锟的《曹锟表明心曲之通电》，其中点睛一句“拯斯民于水火，奠国基于磐石，锟当解甲归田。”更是给他瞬间“吸粉”不少。当然众所周知，他可不是“拯斯民于水火”后下台的，而是扛着“贿选”丑闻，六年后被人拿枪架着下台的。
但别管出入有多大，“通电全国”也意味着，电文的书写内容，需要有更精深的造诣水平。这技术含量，今天的“官宣”真比不上。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民国风云变幻的历史里，“通电全国”不止是一种大招，更常是许多后进人物，成功“上位”的阶梯。
因为“通电全国”的效果如何，不止在于通电内容本身，更要看时机和立场的把握。把其中学问用到极致的人，典型吴佩孚。
当1918年，吴佩孚还只是前线一个师长，为段祺瑞“武统”冲锋陷阵时，他就多次巧妙借助了“通电全国”大招。先是在战事更激烈时，把握住了举国的“反战”呼声，愤然“通电全国”，大骂段祺瑞导致“同种残杀，生灵涂炭”。但就在段祺瑞一脸蒙圈时，吴佩孚又笔锋一转，对准了段祺瑞的对头冯国璋，又是一顿通电，还在通电上擅自加上老上级曹锟等人名字，呼吁冯国璋停战。一下就在全国“蹿红”。连晚清民国元老岑春煊，都连呼吴佩孚“大义凛然，深表佩服”。
这位原本普通的师长，就借助这震动全国的通电，一举成为举国关注的新闻人物，随后叱咤风云，继续闹出一串大动静。以这前后的操作与智谋说，简单的“通电全国”，背后却是说不尽的学问。缩影的，正是那个苦难年代，多少人的理想与表演。
参考资料：《政治与电讯》、《民国时期的通电公文》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其他网友观点在古代，如果想把信息大规模传播，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贴布告。比如传说中的海捕文书，就是先在京城中把布告内容抄个N多份，然后找急脚送到全国各个州县，在县城门口或者菜市口等人流密集地方，贴上去
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一次通告估计要大半年时间，但没有办法，谁叫那时候科技不发达呢，只能用这种死办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到了清末民初时电报普及了，从有线到无线，负责接收和发送的电台普及到了县城。这时候，想把信息大规模传播，再也不用急脚送了，只要照着号码簿挨个发送就可以了，省时省力，其过程和现在的电话营销一模一样
题主说的有人“通电全国”，就是这个人把想要发出去的信息，通过电报“群发”到全国各地，一来传递信息，二来做个见证
这所谓的“各地”，包括各级政府、各大报社、各国领事馆、各个商会组织等诸多有电台单位，据说，在无线还没普及用有线电报“通电”的时候，全国有电台两百座，通电花费不小
后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提升，收音机普及了，这时“通电全国”成了过去式，用不着群发了，只要通过广播电台说话就成，实时同步……
比如，四五年日本的天皇就发表了投降广播，全世界有收音机的地方，都能收到
其他网友观点所谓“通电”，即指用明码发报，这样所有具备收电能力的单位都可以收到并通读出来。
当然，在电报盛行的时代，各种大小电台成千上万，每天在天上飘来飘去的各种明码、密码电报不计其数，仅仅用明码发报，能瞟一眼的人是非常有限的。当时的人记载，北洋时期政局混乱，大小军阀、政党领袖甚至小有名气的人动辄“通电全国”，许多“通电”都无人问津甚至鲜为人知。
此外，电台功率有大小，如果功率太小，所发的通电自然没什么人能读到。
“通电全国”的目的，是扩大舆论影响，因此实际上只要让特定的人，包括政治对手、潜在盟友、重要势力和人物，以及媒体舆情读到并有所反馈，就达到了通电的目的，因此实际上大多数“通电”，最重要的不是那份直接用自己电台发出去的“电”，而是将通电文稿通过各种方式交给诸如报馆之类媒体刊发，这样就能确保自己的“通电”被更多人读到，不论他们有没有电台和收报条件。
但发通电者立场迥异，有时未必能为当局所容，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通电稿能在媒体上发表？很简单，自清末开报禁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领土上有不少外国人经营的报纸，如《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尽管大多数是英文，但因为立场较本地报纸超脱，是方方面面比较重视的消息来源，一般而言他们不会挑剔投稿者的立场，当局也不会干预。此外，在1942年以前中国许多城市有外国租界，租界内有华人办的中文报纸，尽管这些中文报纸的刊登内容多少要受到审查，但总比租界外自由得多，如清末章太炎、邹容因《苏报》案吃官司，而这份《苏报》可是在大清朝公然鼓吹造反的，两人最终仅被判了不长的徒刑（邹容是在狱中病死的）——如果是在租界外，砍头恐怕都是轻的。
不过媒体即便不看立场，也还是要看新闻价值的，如果只是个阿猫阿狗甲乙丙丁之辈，你的通电要让人家刊登，就得付钱（类似于今天买广告版面）——如果想登在醒目版面，就得付大钱。
当然也有些人或团体，发通电只是为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不在乎有谁收到与否，那么形式就会比较活泼。一位美籍山西传教士在1936年曾对美国记者维尔斯（斯诺前妻）说，红军东征时路过其教堂，发现他有一部小功率电台，就让他代发一份通电，祝贺法国联合阵线政府上台执政，他解释说“电台功率太小，法国收不到”，但对方仍坚持让发，“意思到了就行”。一些小型团体甚至只是找个酒馆喝一顿酒，念一份“通电全国”的稿子然后散伙，就算已经“通电全国”了。
还有一种更省钱省设备的办法叫“快邮代电”，即委托当时独立经营的邮局系统，将自己拟定的通电稿转发出去，辛亥革命时期很多小的地方势力起事或佯称起事，就采取了这种“只要贴几张邮票就行”的“快邮代电”方式，这种“快邮代电”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应用，是为那些连电报都不通的偏远地区准备的，类似于今天的“快递”。采用“快邮代电”发通电，实际上只是叫“电”，和电报已经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用这种方式传播“通电”能起到多大效果，就更是只能看“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