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两次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优质回答：1、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会想方设法来破坏；第二，儒家腐朽思想作怪，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阻碍新生事物发展。这两条是根本的。
其他网友观点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两次非常有名的变法运动，组织这两次变法的官员，也是在北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官员，跟别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还有就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当时变法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改变当时北宋的很多制度漏洞，比如说官员太多了，百姓的太穷了，外敌总来扰，或者内地盗贼总横行之类的。
两者虽然都是变法，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可是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认可的，所以方式也比较激进，讲究的是“开源”；而范仲淹当时是被宋仁宗临危受命的，所以方式也比较温和，讲究的是“节流”。虽然方式不同，但是二位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革朝政，改革财政，只可惜结果是一样的，统统都失败了。
宋朝自宋太宗时期开始，重文轻武的情况就越发的严重，宋太宗上位期间的第一场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就高达几百人，比宋太祖赵匡胤一辈子录取的科举考生还要多出来很多，这么多人都当官了，那就官员的质量肯定就跟不上了。
后来这样的情况也是越发的严重，到了庆历年间时期，北宋当时可以说是内外忧患，国内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官员太多了，而且什么人都有，并不都是有用的人，很多人的学识文化根本都不怎么样。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比较缺心眼的制度，就是贵族和中高级的官员子弟都可以免试做官，当时每年就因为这个做官的就差不多有500多个，在加上科举考试在录取个3、400个的，几年下来官场人数简直是海量啊，做官都快比种地的多了。最重要的是资质和学识，很多都不咋地。
据史料记载，宋真宗时期的士兵大约有912000人左右，宗室和官僚大约是9785人左右，等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就直接变成了1209000人和15443人了。
当时因为做官的越来越多，所以生产力供不应求，北宋物价开始飞涨，很多官吏的工资上不去，就只能想点歪路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朝政就开始越发的腐败，百姓的日子也开始越发的难过。
在加上当时外患也是不断，北宋经常会面临外敌的骚扰，国内还不断的有起义事件发生，过高的军费，价值不低的赔款，还有那么多的文官，所以导致北宋的情况简直是不堪重负。其实说实话，个人认为，宋朝从宋太宗时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只是初期的时候不够明显，到了后来这个情况开始越来越糟了。
刚刚说了范仲淹变法属于是临危受命，在范仲淹变法之前，北宋当时刚刚和西夏来一场大对决。结果战绩不是很理想，甚至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小丢脸，最后多亏了负责守备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建立的稳固的防线，最后成功的低于了西夏的扩张，最后无奈，走上了谈判桌。
北宋从赵光义开始这个习惯好像就定下了，打不过就议和，议和就赔钱，西夏让北宋每年给西夏人拿钱，这个时候结果不巧的是，辽国也来趁火打劫，趁着北宋这个危机的时候，要求北宋增加岁贡，北宋当时没办法啊，打又打不过，只能赔钱了，这就导致了原本就贫困的北宋财政，更加的雪上加霜了。
这个时候仁宗就觉得范仲淹防守有功，所以就临危受命给范仲淹，范仲淹的主张是如果想要与外敌对决，那么必须就要先整理好内政问题。想要兵强，应先富民。范仲淹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官员的选拔一定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而且还必须要能为人家解决后顾之忧；二，社会方面也要搞好，要兴修水利，要退出政策鼓励民众，并减少百姓的负担；三，在行政决定方面，绝对不可以朝令夕改，要绝对执行到底；四，建议府兵制在武器装备，硬件方面一定要加强。
范仲淹的改革方式就是整顿官吏，减少朝政负担，减少官员的数量，提高战斗力，而且还节省了开支。其实范仲淹的变法手段还是比较保守的，并没有对朝政整体有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既然是变革，就一定会涉及到减少某些人的利益，会的做其他的官僚集团。
所以当时大家都是听范仲淹说，但是谁也不干，不敢说话的就暗地里不配合，敢说话的，位置高一点的就开始明面上抵制范仲淹的变法，还有很多人背地里去跟仁宗打小报告，讲范仲淹的坏话，说变法怎么怎么不好，慢慢的仁宗就开始怀疑起了变法，甚至开始担忧范仲淹一派人的用心。
在加上当时有人实名向仁宗打小报告，说改革派的大臣们私自撰写了废立的诏书，这仁宗一听，这还了得，这都要谋反了。其实当时仁宗真的相信了这个谗言吗？其实也不一定，仁宗更大的概率是因为变法是一个很漫长很煎熬的过程，并且这其中还会有很多的阻碍，仁宗已经想放弃了，所以才会“借坡下驴”，停止了变法。
后来到了宋神宗时期，北宋的财政问题还是很严重，一点都没有减轻，国库还是空虚，在加上当时还发生了一系列的天灾，财政问题真是难上加难啊。所以神宗当时对于这个金钱的渴望，就显得非常的迫切。
王安石当时的变法和范仲淹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的神宗非常的看好王安石，并且无论当时但对的声音有多大，无论当时有多少的人反对，但是神宗都坚定不移的相信变法，相信王安石，势必是要将变法进行到底。
当时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加强中央集权，采取更有效的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个方法得到了司马光的坚决反对，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不过就是换个方式继续压榨百姓而已。
当时王安石主要是想通过扩大土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然后在增加税收，这样一来还让百姓有钱赚，还让市场有保障，减少徭役，还让国家有钱收。但是当时的这些官员们可以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等落实到了基层之后俨然已经变了味道，水利和耕种同时进行，还要强迫农民贷款，导致最后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王安石对于军事方面提出的政策，对战斗力确实有了逐渐的提升，但是那些被裁员的士兵们，没有社会福利的保障，又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根本无法生活，在加上当时的天灾时有发生，所以当时王安石不仅仅触及到了文官，文人们的利益，还有很多百姓其实也过得很是怨声载道。
原本呢，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矛盾仅仅只是因为变法的意见不合而已，王安石有王安石的理想，司马光有司马光的道理，但是后来慢慢的逐渐变成了党派之争，后来两党干脆就是无论是什么事，只要是对方觉得对的，我就一定要唱反调，所以最后即使王安石的办法没错，但是自己人和对面人都紧着给你挖坑，所以当时就把司马光和王安石算是都给坑了。党派相争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本没有人为了国家的利益。
其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办法都是好的，但是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腐败的不行了，而且变法触动了很多人的的利益，所以最后两次变法都死于对于基层落实的不够彻底，范仲淹治标不治本，王安石到了基层根本就是变了味道。
其他网友观点北宋的两次变法，一是庆历年间由范仲淹，富弼等为核心的“君子”党人主导的变法，史称“庆历新政”。而另一次变法就是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的背景是宋仁宗亲政后，与西夏的交战取得暂时性胜利，又对 辽国无理要求割让土地进行外交方面的谈判而大获成功后，让天生儒雅仁慈的赵祯有些飘飘然，产生了重振大宋王朝的雄心，进而为要求改革朝廷现状的君子党人提供了变法的契机。封建王朝，那些口含天宪的帝王对于王朝的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像牵扯到改革这样伤筋动骨的大动作，必须要皇帝作为背后强大的支撑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皇帝的性格魄力与变法成败有相当大的干系。宋仁宗赵祯和以后的宋神宗赵顼不同，他性格懦弱，容易受身边人的影响，尽管赵祯有恢复汉人土地，光耀赵宋门庭的冲动，但他的性格决定了新政短暂的命运。
庆历三年，君子党人攻击当时身处相位的保守党领袖吕夷简，迫使其退位，宋仁宗在君子党人规划的蓝图下大受鼓舞，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对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次改革的深度虽远远不及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仅仅涉及了一些表面的问题，但依旧引起了保守党的反击，尽管吕夷简下台，但保守党的势力依旧存在，他们攻击了君子党人的软肋——结党，宋仁宗与他的先祖们一样，对大臣结党极为敏感，气恼之下，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贬出京师。新政刚刚开始便遭受重创，不过此时的仁宗皇帝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不久又召回了范仲淹，欧阳修， 让他们继续主持新政，但对他们敲了警钟，不许再结党，这时的 欧阳修不忿之下写下了有名的《朋党论》，阐述了君子结党与小人结党的区别 ，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打动 宋仁宗，反而让宋仁宗有了危机感，新 政 一开始便由于领导人的不信任而举步维艰， 坚持了不到一年的“庆历新政”黯然收场，这种虎头蛇尾的改革 对 以后王安石的影响很大。
“熙宁变法”是熙宁年间神宗皇帝领导下，王安石主持的一场极有影响力的改革， 这次的变法涉及的 领域比“庆历新政”更深更广，阻力也更大，就如同一个患病的人在放弃了第一次的手术治疗，病情加深 加重，第二次的 治疗难度系数会成倍的增加。“用师者王，用友者霸”，宋神宗赵顼与 王安石 主导的“熙宁变法”便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这种师友关系，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尊重如同刘备之于诸葛亮，苻坚之于王猛。宋史对于神宗皇帝赵顼的评价我认为是极不公正的，应该说宋神宗是历代皇帝中的佼佼者，有魄力，性格坚毅，能听进去不同意见，熙宁年间的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虽都是 出于王安石 之手，但与神宗皇帝的背后支持绝对是分不开的，在强大的保守党人处处抵制这样艰难的状况下，非但没有打消宋神宗变法的念头，反而让他产生了更强烈的改革愿望。王安石汲取了“庆历新政”的教训，对神宗皇帝的态度极为重视，一次又一次的让神宗皇帝坚定变法的决心，可以说君臣两人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冲破重重阻力，将改革进行的相当成功，“青苗法” “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经济措施充实了国库，国库富足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而“保马法”“保甲法”等措施有为废弛已久的军队提供了新生的力量，宋朝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熙河开边是自宋以来没有的军事大捷，向西拓地两千里 ，举国振奋。
熙宁年间的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已是党派间赤裸裸的仇恨，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要说熙宁变法在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依旧主持变法直至驾崩，新法已实行十几年，按照苏轼与范纯仁的说法，新法已是深入民心了，只要继任者继续保持稳定，宋朝应该是国富民强的盛世，但司马光上台 不分依旧青红皂白废止新法，完全是泄私愤的一种表现， 表面上是变法的失败，实际上是党派之间斗争的恶果。 这样来回折腾的副作用就是让刚刚恢复了元气的北宋王朝又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