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有本质区别吗？
优质回答：本质区别：商鞅是法家变法，王安石是儒家变法。
商鞅变法是一整套的国家制度法律体系，非常宏大，秦国由此完成了封建社会向封建文明社会的一次蜕变，立威立信，尤其是军队法律和制度。所以，有人也说是军国主义。
王安石是经济制度改革，由于太激进，且用人不当，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罪人（实际上，这个评价是客观的）……
我看回答里还有人抱着初中历史课本，说是触动了守旧派（地主官员）的利益……这个说法纯粹属于胡说八道。
王安石变法，受害最严重的，其实并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间接受了伤害）……相反，增加税收，收取利息，最终获益的还是各级官府和官员，他们不傻，都明白，但最终都反对的原因是百姓不堪其苦，流离失所……王安石变法，由起初的殃民，最终演变成了祸国，《流民图》让神宗皇帝都潸然泪下，才彻底终止了王安石的变法节奏。
其他网友观点王安石变法和商鞅变法的本质区别是：1：商鞅变法是生产关系的一次大变革当时秦国还没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通过变法确立了封建制生产关系从而调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王的变法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框架里的变法，当时国家、以官绅为主的地主阶级、农民及其它底层民众在社会经济分配上已成了纺锤式形态——两头小中间大，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起义，国家缺钱而武备废弛，王的改革是要削中间补两头。来调动生产力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2：二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商鞅所处的时代诸子百家、万象纷呈，各诸侯国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各不相同，面对秦国的百年沉疴商鞅用风格凌厉的法家来壮士断腕——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来了一次脱胎换骨；而王的变法是国家大一统，理论基础大一统——儒家思想，从皇帝官员到百姓都被儒学所浸淫，儒家思想的消极因子严重制约了变法改革（晚清的戊戌维新同样命运），从这点儿来说二者及其各自的老板所面对的压力也不同，商鞅可是有生杀予夺之权，而王及其老板不仅面对守旧势力还有无形的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他不能那样便宜行事。商鞅变法的结果是人亡政未息，因秦此前还没有完备的政治体制和政策，而王的变法人未亡政已息，国家政权已经有稳定的政治体系，政策随时可以取代。商鞅有为建不世之功有慷慨赴死的决绝，王怕是没有吧！
3：秦偏居西北周围强敌环伺，随时有被灭的危险，魏国由于李悝的变法国力上升，加剧了秦国求贤若渴谋求变法的迫切希望，商鞅有要建不世之功的强烈愿望，主客双方一拍即合，配合默契。而王当时，北宋的绝大部分官员还沉浸在大一统的安乐思想里，缺乏变法的（内）外部压力和主观能动性。二者的相同点是：目的富国强兵，尽可能的调动生产力的发展。
其他网友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著名的变法的主导者及君王：
商鞅变法时的君主是秦孝公。
王莽作为君主自己主持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时的君主是宋神宗。
张居正变法时的君主是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
秦孝公时代，商鞅是道家变法，商鞅向秦孝公先后推荐了“帝道”、“王道”、“霸道”，最后秦孝公选择了霸道变法，所以获得了成功，只不过他们这些特殊的非传统道家不能得到儒家的认可，因为以前传统道家是儒家的老师，由于他们这些非传统道家主张“君无为，法无不为”的方式来实现“无为而治”，就被儒家命名为法家，不承认法家也可以具有教导儒家的资格。
王莽统治时代，建立了新朝，何为“新”？其实就是完全抛弃了道（法）家影响的纯儒家变法，由于儒家的根源手段在于统治者循循善诱的劝导，而没有非传统道家的雷霆手段，强迫人们接受的职能，勉强推行变法在儒家内部也受到了抵制，并进而导致汉光武帝刘秀带领儒家人物及道家思想进行翻盘，只不过换了个名词，叫纬孅之学。
宋神宗时代，王安石推行的是儒家“变法”，由于儒家本身是以手段平和来取得民众支持，不具备充分的暴力和威权镇压，所以“变法”失败了。
明神宗时代，张居正推行的是一种类道家“变法”，即引入了行使道家监察作用的势力的参与，以获得“变法”的必要暴力和威权，其提供者，就是太监控制的特务监察机构，所以严格来说，当时的变法，是明神宗、张居正、冯保这个权力运转系统的整体成功。
从变法史来看，讲究“人性本恶”的道家（或准道家）两次变法都成功了，而讲究“人性本善”的儒家两次变法都失败了，这就说明对于变法必须“治乱世用重典”方能成功，不留情面方能成功，使用“豪夺”方式逼迫人们的信仰方能成功，而儒家思想只适合治世用“巧取”方式诱导人们的信仰，不适合用于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