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香港即将回归，从民国起就经营普洱茶的香港老茶庄与大酒楼大量外迁，批量抛售手上的普洱老茶，成了千载难逢的捡漏良机。
这一年，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盘踞香港茶市三十年之久的香港南天贸易公司颓势渐显，而与其交接的云南省茶司也再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
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和大家聊聊，对普洱茶产业意义重大的1996年。
出口茶中的小透明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云南普洱茶的经营自主权，被下放到新成立的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以下简称省茶司）这一时期的普洱茶，有了一个新名字：“云南七子饼茶”。
七子饼茶的包装，与号级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外包纸上印有“云南七子饼茶”及拼音字母的字样，包装中心也延续了八中茶标志，大部分种类以绿色字体为主。
1991年以后，由于内部的制度改革，“省茶司”改为“中国上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不过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出口，大宗普洱茶依然卖不出什么价格。
其中的缘由，主要是因为当时茶叶的定位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在茶叶是管制物资，经常被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用于换取宝贵的外汇。
国外饮茶大多偏好红茶，在众多出口茶中，红茶是绝对的“大哥”，国内各地的省茶司，当年就大多负责对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红茶出口。
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时主要是易货贸易，比如苏联就喜欢用工业品换国内的红茶，化肥，小汽车，摩托，1952年国家甚至还用4000吨茶叶换回百架米格机。
在如此规模的红茶面前，主要面向东亚国家出口的普洱茶就显得“小打小闹”，即使是在云南省茶司，普洱茶的出口比重仍不大，利润也很低。
此外，当年出口茶叶由国家按照茶叶报价直接拨款，因此省茶司其实是没有定价权的，只需要也只能负责生产和出口，这可能也是当时普洱茶卖不出价的原因。
囤积多年的库存茶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各个产业，计划经济的生产惯例被更具效率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格局大多被打破。
而经营茶叶出口的云南省茶司也不例外，1993年，国家一纸批文，让省茶司正式实行部门承包制，规定每个部门每年缴够茶叶库存价值的10%即可自主经营。
政策一出，其他部门都是干劲十足，而普洱茶部门却感觉压力倍增，原来由于普洱茶的可存放特性，以及往年生产计划的剩余，普洱茶的库存是非常大的。
高昂的“资金占用费”，再加上部门内的人员工资，还要背上银行利息，在这么多的压力下，省茶司的普洱茶部门还想办法挪出经营费用以开拓市场。
更糟糕的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惯例，经营外贸生意都是先盘货再出口，客户拿到货后再通过当地银行打款，周期相对较长，占用资金也较多。
占市场大头的香港市场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香港地界存土寸金，存放成本很高，很多茶庄和茶商都不想囤货，因此即使是大订单，也都是少量多次发货。
这些出口到香港的普洱茶中，7572、7542、8582、8592等饼茶，7663、7653等沱茶只占少数，真正的大头是各种等级的普洱散茶（包括很多级外茶）。
而刚制好的熟茶，往往需要放置一段时间去除堆味，才能发往香港市场，满足南天公司“茶叶到了香港就能直接喝”的要求，一来二去，很多货就压了仓库了。
总之，想办法处理往年的这些库存茶，就成了改制后省茶司普洱茶部门的首要难题，由此开始了一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销售战。
产量倍增的定制茶
1996年，经过了三年的政策调整与适应，各部门已经完成初步改制，原先的特种茶部，重组改建为“普洱茶部”，后来还发展出了普洱茶一部和二部。
当时销法沱在欧洲市场的爆火，省茶司也很重视这块，还将沱茶从普洱茶管理中分了出来，成立了专门的沱茶部，不允许其他任何部门插手。
而除了销法沱外，各部门都可以自行找茶厂制作普洱茶并从事销售，此时又恰逢香港回归前夕，在内外部多重原因下，香港茶市的头盘商制度也无以为继。
以前生产出口的饼茶，外包装大多为“八中茶”商标，内包装或内飞上标注茶厂名称，如7542内飞上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茶厂出品”字样。
而在1996年以后，改制后的部门自己找渠道生产的普洱茶，包装内飞就不再强制要求印茶厂名称，茶品大都只印上“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品”。
另一方面，新的部门承包制，也让几大国营茶厂不太适应，由于来自省茶司的订单减少，很多茶厂除了生产常规产品外，也开始承接各路茶商的订单。
很多茶商的定制茶都有个性化要求，比如自己选择原料、绵纸，在茶饼里夹些东西， 比如丝带、大叶片，或者直接在绵纸上印个记号等等。
有人说，这一时期有很多品质差强人意的茶叶，其实真相是之后的普洱茶复兴，让这类定制茶产量剧增，总体数量增长下，遇到劣茶的概率自然也会增加。
因此，并不是说这段时间生产的普洱茶都不是好茶，相反，其中很多茶的品质还高于常规产品，尤其是勐海茶厂的来料加工制下的很多茶品，更是市场中的明星。
而鉴定，验别这些老茶的优劣，为茶友们带来更多正品干仓的精品老茶，就是小茶胡一直在做的事情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