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为什么不模仿九品中正制来获得益州士族的支持？
优质回答：蜀汉没有实行“九品中正制”，继续沿用了汉朝的察举制简拔人才、征辟制升用官员。
这主要是蜀汉自诩继承汉家正统，也顺势继承了汉家制度。同时，蜀汉政权的外来性质，以及益州士族的态度，决定了不会对他们全面放开政权。
至于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支持，也并非一直都是排斥和放弃，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是随着益州士族自身利益的关切而不断改变的。
一、蜀汉高层并不认为人才制度有缺陷如前所言，蜀汉的立国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刘备自称继承汉家正统。
而察举制和征辟制作为汉家使用几百年的制度，在蜀汉高层看来，并不存在大问题，不会影响政权稳定和兴复汉室。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劝诫刘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亲贤臣，远小人”。这说明，诸葛亮认为蜀汉朝中贤臣并不少，亲近重用他们即可。
在蜀汉政策中，几乎看不到对于察举制、征辟制这种人才制度的批评，更不用说改变了。
二、外来的蜀汉政权，和益州士族相互有戒心在刘璋父子当政期间，带来的东州集团，对益州士族压制就不小，双方很不协调。
面对同样是外来政权的蜀汉，益州士族一开始肯定不会全力支持，蜀汉高层也不会信任他们，相互的戒心就存在了。
即便是刘备死后，诸葛亮任用了不少益州人士，但最高执政者仍然是外来者，如蒋琬、费祎等，而不会是益州士族。
三、益州士族的态度随利益而变一开始双方的不合作，是由于互不清楚底细，心生芥蒂、互存戒心。
然而在荆州派人才凋零、东州派又出现李严这种对头之后，为了蜀汉政权的存亡和诸葛亮自己的势力，诸葛亮还是大量任用了益州士族。益州士族也需要出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文臣方面，包括尹默、谯周、秦宓、杜微、五梁等，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教化蜀中百姓，有利于统治政策执行。
武将方面，诸葛亮也任用张裔、杨洪、何祗、马忠、王平、张嶷等人，服务于北伐战争。
这一时期，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是顺从的，也是抱有期待的。连《华阳国志》都说“西土咸服诸葛亮之能拔揽秀异也”。
但是，到诸葛亮逝世、刘禅耽于享乐，蜀汉政权内部开始腐化，而曹魏又日渐强大的时候。益州士族就不得不为自己将来的利益考量了，加上当时蜀中流传曹氏当国的预言，投降就成了最佳选择。
外来政权和本地士族在最终目标和根本利益上不一致，注定了相互之间不会太和谐融洽。
但客观的说，诸葛亮当政之后，益州士族还是在蜀汉政权内，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当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然，谯周也不会是最能够劝刘禅投降的那个人。反过来看，没有益州士族，就凭死得七七八八的荆州派和东州派，蜀汉不可能存续那么久。
其他网友观点三国魏武帝曹操用人“唯才是举”，曾三次下令招揽天下豪杰效力，这种不问门第出身，只求能力效率的做法，固然可以为国家注入新鲜活力的血液，可是也遭遇了从东汉以来就根深蒂固的士族制度的强力抵抗，曹操之所以杀边让、杀孔融，都是“寒族与士族”之间矛盾碰撞的结果。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代，由于是篡汉的性质，为了争取当时占据了社会风向标的士族集团，按照尚书陈群（出身颍川陈氏，东汉末年士族集团之一）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法”（又称“九品官人制”），承认了士族做官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和士族妥协了。
这种制度来源于东汉以来的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以及察举制，简单来说就是地方名士们每段时间举行一次对当代人物的点评（月旦评），点评好的人就可以举孝廉，正式步入仕途（曹操那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评出来的）。虽然曹魏时期也设立过以考试晋身的“五经课试法”，但其影响力却完全不能和士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相比。
九品中正制就简略说完了，接下来说说：为什么蜀汉不用这种办法争取益州士族的支持呢？要知道，九品中正制的本质就是皇家将做官的权力卖给了士族，以争取他们的支持，稳固自家的帝位。从这一点来看，蜀汉的选官制度也有一点“九品中正制”的影子，尤其是“九品中正制”的第二点：以家世、品德、能力将人分为九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世，只要家世好，品德、能力啥的好说。
不同的是，蜀汉内部结构比之曹魏要简单得多，主要分为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士族、以李严为首的东州士族和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族，而自从刘备建立蜀汉以来，国家的制度就是荆州为主、东州为辅、益州不得进入决策圈的金字塔模式（这些但凡看过《易中天品三国》的人都知道，就不赘言了）。
如果实行了“九品中正制”，那以益州士族为大头的蜀汉政权，最后肯定会被益州士族逐步蚕食，整个政权由益州把持着了。毕竟荆州、东州两派都是外来人，和益州士族相比起来，岁月就是他们最大的劣势，要是换了亲曹的益州派来执政的话，那蜀汉最后也还是只能选择投降曹魏了（所谓谯周误国，实际上因为当时荆州和东州派系人才凋零，才被益州派钻了空子）。
由于蜀汉史料缺失，我们并不知道蜀汉的选举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但查阅了一下《三国志》，我认为蜀汉的做官制度是延续了两汉时期的征辟制，这种不同于“察举制”由下而上推举官员的制度，是由皇帝（或说当权者）由上而下征辟人才的，本来只是用以辅助“察举制”，就像科举制里的“恩科”一样，可是蜀汉由于其权力分布严重不平衡，征辟制反倒压倒了察举制，成为了蜀汉做官的最重要制度。
比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他刚出生的时候诸葛亮已经四十六岁了，等到诸葛亮去世他才不过十二岁，还远远达不到“察举制”里“二十岁举孝廉”的资格，但由于他家世好（丞相之子）、品德高（聪慧可爱）、能力强（工书画，强识念），尤其是家世好这一点，完全符合“九品中正制”的选拔概念，年仅十七岁就被授予骑都尉，然后就是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等到他官封卫将军，和董厥共理国事之时，诸葛瞻也才不过三十五岁。蜀汉征辟制，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家世重视，两者结合造就了一大批“美声溢誉，有过其实”的“诸葛瞻们”。像张飞之子张绍、黄权之子黄崇等，本事没多大，却多是靠父荫而入朝拜相，这样一批年轻人来执政朝纲，其结果就如诸葛瞻所说的“内不能制黄皓，外不能除姜维，进军不能守卫国土”而已了。所以蜀汉不是没有用过“九品中正制”，而是因为无法下放权力而实行了变种，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九品征辟制”。
至于为什么不用“九品征辟制”来争取益州士族的支持呢？其实蜀汉三位领导都尝试过要和益州士族和解的，刘备重用黄权、李恢，诸葛亮释放秦宓、提拔谯周、马忠、张翼、张嶷，刘禅更是把蒋琬、费祎、董允等荆州三相的后代排除在了朝廷之外，而提升了益州人黄权和李恢后代的地位。不过这点小恩小惠对已经厌倦了刘家的益州士族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益州士族自从刘焉入蜀大开杀戒，刘备入蜀又不断掀起战事，把一个好好的“天府之国”变成了“民皆有菜色”的恐怖地区，对荆州、东州人来说，战争可以是冠冕堂皇的“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但对益州本土人来说，战争就意味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益州士族要以自己的血（赋税）、自己的肉（百姓）来喂饱蜀汉那个虚无缥缈的梦想（复兴汉室），这种“你情我不愿”的情况，也就造成了蜀汉和益州士族之间的明争暗斗，直到蜀汉灭亡。
所以蜀汉要想争取益州士族的心，最好的办法是停止北伐，休养生息，曾跟着诸葛亮、姜维北伐了十几年、身为两朝元老的益州人张翼，就因为“是否北伐”这事和姜维在朝堂上进行了一场辩论。如果不是姜维太固执的话，益州士族也未必会在蜀汉大厦将倾时，再狠狠踩上一脚，一起威胁刘禅，让他投降和逃跑了。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其他网友观点蜀汉所秉持的是所谓东汉正统，所以就不能认同九品中正制。
实际上，不管蜀汉继续实行察举征辟制还是九品中正制，都无法获得益州本地世家的真心支持，因为益州世家被压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凭啥支持你蜀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