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宋有人说北宋的灭亡王安石要负主要责任，我不明白请诸位解答？
优质回答：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其实自北宋末以来一直是被基本否定的，直到近现代才开始出现转机。按照宋高宗时期《神宗实录》的定性，，王安石变法不仅被称为“急政”或“苛政”，认为变法本身就有问题，且直接引发了激烈的“党争”，进而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王安石影视形象
北宋末以来一直持否定观点，直到近现代才出现转机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晚期时，其实已经很难持续下去，而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之后，司马光等守旧派被重新启用，新法几乎被完全废掉，史称“元祐更化”，变法就此彻底以失败告终。
△司马光便对王安石变法呈全面否定
随着变法派的失败，王安石新法不仅被“划革殆尽”，他们更是通过修《神宗实录》的方式对新法进行全面否定，即墨本《神宗实录》。而在宋哲宗亲政之后，又重新启用变法派，并通过重修《神宗实录》的方式对变法进行正名，即朱本《神宗实录》。
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再度对《神宗实录》进行重修，而此时宋高宗的态度已经极为明确，他曾于绍兴四年（1134年）八月对担任《神宗实录》修撰官的范冲说，“至今犹有说（王）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世故直至如此？”范冲立即领会圣意，表态道，“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害天下人心术”。
△宋高宗的态度影响了后世的评价
至此，“王安石”变法就此被定性。此后历朝历代直至清朝均以此作为依据，以至于在宋元话本中甚至有文章专门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讽刺，虽然也曾有陆九渊等人进行争辩，但总体呈否定态度。而其中的批判意见主要有三点：
1、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大儒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说：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朱熹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流毒四海”
2、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梁启超的《王荆公》为王安石正名
直到民国时期，面对当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的氛围下，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才开始出现转机，梁启超、胡适等人均将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尤其是梁启超的《王荆公》成为了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王安石变法”有优有劣，不该完全否定也不该完全肯定毫无疑问，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为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从持续十几年的变法成效来看，虽然均能起到一些效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同样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
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不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而且杜绝了官僚和大地主的漏税行为，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得以大幅度增长，宋神宗年间的国库积蓄一度足以供应朝廷二十年支出，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一定程度改变了朝廷积贫积弱的局面。
通过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等一系列“强兵之法”的推行，极大提升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使得北宋国力有所增强。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指挥军队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取得了北宋军事上的一次空前大捷。
不过，虽然变法成效显著，但变法过程中同样存在不少弊端和不足，例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但却造成了国富民贫的不利局面。又如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同时，由于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用人不当，不仅使得变法无法持续进行，而且激起了激烈的党争，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北宋中后期的政局。也正是由于变法有优有劣，导致直至现在，关于“王安石变法”仍然是褒贬不一。
个人认为，对于“王安石变法”不该完全否定，但也不该完全肯定。当然，王安石变法虽然对北宋末期的政局产生了影响，但如果将北宋灭亡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显然也是不恰当的。
其他网友观点随着新法陆续颁布，各方博弈日渐惨烈，最后导致朝廷撕裂，甚至波及南宋的命运。
就王安石在世时的情况来看，大的斗争可分为两波。
先看第一波。
熙宁二年（1069）初春，变法开始。参知政事唐介反对新法，常与王安石争论。唐介看到神宗总护着王安石，气急攻心，竟至恶疮发作而死。
当时朝官们给五位宰相和副宰相编了一句顺口溜：“生老病死苦”。
“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新法；“老”指宰相曾公亮，因年老精力不济，搞模糊哲学；“病”指宰相富弼，反对新法，称病不上班；“死”指唐介；“苦”指参知政事赵拤，每见一个新法出台，就叫苦数十次。
这五个字，活生生体现出当时高层领导对变法的心态。
六月，御史中丞（监察部长）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说：“误天下苍生，必此人也。”神宗立即退回奏折，吕诲只得请求离开京城。
均输法颁布不久，知谏院事（高级监察官员）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上书说，王安石乱变法度，威胁民众生存，要求罢免王安石。神宗把范纯仁贬到成都地区当一把手。
九月，青苗法颁布过程中，翰林学士司马光在神宗面前同吕惠卿展开激烈争论。司马光坚决反对青苗法，神宗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十月，三朝旧臣宰相富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求罢相，神宗随后把陈升之补为宰相。
熙宁三年（1070）二月，韩琦在河北安抚使（河北东南地区军事负责人）任上上书批评青苗法，击中了青苗法要害。他说：“兴利之臣（捞钱的官）纷纷四出。条文虽禁止抑配（强迫贷款），但倘不抑配，上户（富人）必然不愿借，下户则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同一保甲的人都赔）。”
同时，在青州（山东益都）任地方官的欧阳修，以及富弼，都上书反对青苗法。
当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状况：在朝中，反对新法的人无法立足，出外当地方官，而新法要靠地方官落实，他们就在地方上阻挠新法。
神宗看到韩琦奏折，感慨不已。他说：“开始觉得青苗法是利民的，未曾想害民如此。”于是下令暂停青苗法。王安石见状，称病不出。神宗犹豫几天又恢复青苗法，请王安石上班。
由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都是口碑甚佳的元老，并且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他们的行动，带起一大批官员阻挠新法。一度主张改革的苏轼也请求外放，同改革派划清界限。御史中丞吕公著上书质问说：“难道这些贤哲都变成小人了吗？”吕公著立即被罢职外放。
此时，朝廷中盛传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即“天变不足畏（害怕），祖宗不足法（效法），人言不足恤（忧虑）”。传播者的意图，是凸显王安石惊世骇俗大逆不道，进而孤立王安石。当然，这三句话引起朝官普遍质疑，当时主持翰林院考试的司马光，还以这三句话出了一道考题，要求考生做一篇时政论文，驳斥“三不足”。这个考题在送审时被神宗压住，要求另出其他考题。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明确而集中地向神宗提出过“三不足”这样的语句，但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的确分别表述过这三句话的意思。保守派的集中概括，恰好是王安石的写照，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哲学。
神宗压下了司马光的考题，询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回答：“不闻。”但是王安石接着就引经据典，证明“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于古有据，鼓励神宗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变法。至于“天变不足畏”这句话，王安石没有直接肯定，这是考虑到朝廷上下的氛围，留有余地。实际上，王安石说过类似的话。
司马光反对新法未果，请求离开京师到洛阳担任一个闲官，以便集中精力完成策划已久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获神宗批准。
应该感谢历史，给了司马光十几年落寞的空闲，让他不问世事，尽全力完成这部震烁古今的历史名著。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该有多大遗憾？
此际，宰相曾公亮和参知政事赵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相继辞职。
不仅朝官指责新法，京师的商人也向朝廷告状说，实行市易法之后，市易司为了赚钱，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市易司卖什么什么就贵，“卖梳朴，梳朴贵；卖芝麻，芝麻贵”。枢密使文彦博则上书说，市易司连水果买卖都要垄断，“分取牙利”，意思是连很小的利都要剥夺。
神宗后院也起了火。他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和生母高太后，听说民间最苦青苗法，加入战团，流着眼泪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建议让王安石“出之于外”。神宗的两个弟弟也劝神宗废掉新法。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提拔的一个叫郑侠的城门监守官，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呈神宗。郑侠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卖儿卖女，拆屋砍树，流离失所，充塞道路，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把这些图景绘制下来，请皇帝圣览，停止害民之法。
神宗看了《流民图》，为之凄然，再度下诏暂停青苗法，导致王安石坚决请求辞职。神宗再三挽留无效，同年四月批准王安石出任江宁府知府。
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王安石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延续改革。
再看第二波。
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一离开，改革派就闹起了内讧。韩绛、吕惠卿、邓绾等人争权夺利，不可开交。
吕惠卿一伙为了长期独揽大权，竟在神宗面前诬告王安石背着皇帝搞阴谋，甚至指使人把王安石牵连到一个谋反大案中，企图一举坐死王安石，使王安石永远不能复起。
吕惠卿等人的行径令人发指，他们也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为何相煎如此之急？看来，变法的光环掩不住人性的黑暗。这些人为了攫取利益，阴狠贼毒，背信弃义，连做人的底线都丢得干干净净，自然会影响到新法的公正。后世有人批评王安石书生意气，有眼无珠，用人不当，是恰切的。
另一些变法派官员如曾布、魏继宗等人为了争权，也彼此竞相告发，说主持市易司的吕嘉问等人垄断市场，“贱买贵卖”，“多多收息以干赏”，“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这些话基本上是实情。
变法阵营闹得如此不可收拾，神宗只好在熙宁八年（1075）二月再度启用王安石。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吕惠卿向富商“借钱”以低价在苏州大量购买良田的腐败行径遭到追究，章则因勾结吕惠卿而出朝，韩绛的宰相一职也罢免了。
但是，对王安石的另一重大打击接踵而来。他的爱子兼事业助手王雱与吕惠卿恶斗，私下搞小动作，企图置吕于死地的不光彩手段曝了光。王雱失去了神宗的信任，愤懑之极，疽发而死，王安石悲痛万分。
身处逆境的吕惠卿困兽犹斗，把王安石早先写给他的私信呈送给神宗，有的信上注明“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等密语。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渐渐冷淡了。
日益消沉的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再度辞职，回到江宁隐居。
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神宗继续主持改革，还是做了一点事情。主要是改革了北宋混乱的官制，加强了军事训练。但他又扩大了国家专卖范围，继续从民间敛钱，纯属短期行为。
元丰年间，神宗两次对西夏开战，遭到惨败，心情抑郁一病不起，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去世，熙宁变法到此结束。他的儿子赵煦继承皇位时还不满10岁，是为宋哲宗。
神宗去世之际，司马光由洛阳返回京城参加皇帝葬礼，京城百姓在街头拦住司马光说：“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吧！”司马光感到恐惧不安，坚决返回洛阳。
这时，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召回司马光主持中央工作。反对新法的人物重新上台，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相继出任宰相，新法全部废除。其实，新法中有一部分还是可以继续改进实施的。司马光虽然写了《资治通鉴》，对于政治操作还是不甚明了，国家哪经得起这样的大折腾？
神宗去世的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悲愤中辞世，时年66岁。
王安石去世前两年，害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他把自己的房产“半山园”和田产都捐给佛寺，另在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院居住，一直到去世。当时有人感慨地说，身为宰相，却住在这样的寒舍里，那些大搞豪华装修的官员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提出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没搞批倒批臭，堪称古君子之风。朝廷委派文豪苏轼写了一篇悼词，称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倒也符合实际。邓广铭说，这几句“全是赞扬，不含贬义。”
王安石去世之后5个月，司马光也去世了，时年68岁。
成果与问题
短短十几年，神宗和王安石实施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变法，无疑操之太急。就变法效果来看，则是问题很多。
经过一番变法，朝廷财富急剧增加，要新建52座仓库来存放王安石敛财所得的钱粮绸绢。北宋财政收支扭亏为盈。
熙宁年间，各地兴修水利设施1万多处，灌溉农田36万多亩。其中江苏、浙江一带兴修水利最多，达1980处，灌溉农田10.4万亩。各地还开发了不少荒地和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1万顷。这些农田水利建设，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王安石变法之前就开始的，不应该完全算到王安石的头上。
在军事上，为了斩断西夏“右臂”，熙宁五年（1072）和六年（1073），王安石力挺王韶率领军队，在甘肃、青海一带攻击吐蕃，获取五州，史称熙河之役。这是北宋少见的对外作战的胜利。实际上，这是对弱小敌手的小胜，王韶攻占的地盘，不过是甘肃省的一个小角。
以上这些，可以算作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但是，当宋军形成对西夏的包围态势，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和五年（1082）两次进攻西夏时，却两遭惨败，军队伤亡60万人，损失极重。强兵目标并未实现。
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是依靠加重集权和政府包办的方法解决财政困境，不可抑制地走上了剥夺民间财富的路径，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从王安石采用的一些措施中，看得出唐朝刘晏的影子。但是，两人相比，刘晏的市场因素更多一点，王安石则偏好集权。国库倒一时充盈了，民众却叫苦不迭。王安石说自己的本意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也就是打击强势阶层，扶助弱势群体。但各种政策到了官员手中，发生大规模扭曲，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却更加弱势。郑侠的《流民图》，就是一个注解。
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斗争，本质上是政策性分歧。
变法派好大喜功，为了富国强兵，既掠夺上等户的利益，也加剧盘剥下等户，全面得罪。反变法派因循守常，既保护上等户利益，也反对给穷人增加负担。两派各有长短。
随着矛盾加深，两派产生很多私人仇隙，相互报复，导致高层斗争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有人说，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泰斗级人物因变法决裂，形同水火，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到后来，两派完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各自向着黑暗的深渊跌落，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
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政9年铲除新法之后，19岁的哲宗亲政，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恢复新法。王安石一派的章惇担任宰相，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掘开，鞭尸暴骨，同时残酷打击反变法派的官员及其子女。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赵佶即位（徽宗），由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仇恨新法，第三次180度大转弯，下诏恢复司马光原职，并把变法派全部赶出朝廷。向太后执政一年病逝之后，徽宗重用早年的变法派蔡京，第四次180度大转弯，把司马光、苏轼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朝廷大门外，算是铁案，永远不能翻。后来更演变为闹剧，蔡京把一部分不属于自己死党的变法派如章惇也列入打击对象，将反变法派和部分变法派定为邪党，共309人，名字刻在石碑上。就这样，每折腾一次，北宋的元气就衰竭一次，直到病入膏肓，这都是后话了。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可惜他这个愿望最后也未能实现。学者叶檀撰文说，王安石理财，短期满足了国库所需，但它所产生的弊病，则造成了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从历史上看，政府高度垄断所得越多，对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
王安石就是在这里跌的跤，也就是说，这是王安石变法真正的悲剧所在。
其他网友观点嗯。
宋徽宗执行的什么政策？
——新党变法。
宋徽宗的宰相是谁？
——蔡京。
为何东京城200万居民无人愿守城墙？
——新党折腾的。
新党是谁的党？
——王安石的徒子徒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