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制度是如何影响魏晋至隋唐的政权统治的？
优质回答：门阀制度是东汉末年以来，皇权式微，世家大族把持地方权力，不断切割皇权的历史必然。自魏文帝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度，阀阅大族在制度上出现，到司马炎篡魏后，司马家族与诸门阀大族共享权力的体系自然形成！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司马睿创建的东晋是门阀制度的极致时期，“王与马，共天下”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随着寒族诸姓南朝帝王的崛起，开始在制度上逐步削弱世家大族的权力。反观北方，在拓跋魏结束五胡十六国乱世以后，到孝文帝汉化订立新门阀大族，到高欢与宇文泰把持东西魏政权，北方的门阀主要是鲜卑族与汉族大家的矛盾，汉化与鲜卑化的斗争。到隋唐两代，关陇贵族集团这一新门阀大族逐步打击原先的关东世家，武则天则是反短暂其道行之。到安史之乱之后，北方连年战乱，世家大族仅剩下虚伪的外表，随着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到五代十国的重新洗牌，北宋建立后门阀制度，世家大族就进真正成了昔日的荣光！
其他网友观点西晋沿用九品中正制，加速士族阶级发展，门阀在政治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司马懿家族出身士族河内司马氏，故重视士族利益，门第愈高，官职愈高。永嘉之乱后，东晋立足金陵，亟需南迁士族及当地门阀的支持，而五胡乱华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也希望取得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拥戴，门阀政治因此进入鼎盛期。
南方
侨姓：因永嘉之乱从北方南迁江东（又称江左）的士族，仍以中原名族自相标榜，称为侨姓，其中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为大姓。他们原先在北方并非显赫大族，南迁后靠着在东晋朝廷上的政治力量以及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影响，声望一度超越留在北方的大族。东晋亡后，侨姓有的北归，有的留在南方。南梁时，侯景曾请婚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家遭辱而生怨隙，当侯景南下攻陷金陵之后，旋即大肆杀掠门阀士族。侨姓除兰陵萧氏，在侯景之乱后已不再兴盛。吴姓：江东地区自东汉以来的当地名族，称为吴姓，以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吴郡朱氏、吴郡张氏、吴郡顾氏、吴郡陆氏为大姓，号称“吴四姓”。本来江左最具权威的是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号称江东二豪，甚至有“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但后来周氏、沈氏与东晋官方关系交恶，涉入了政治风波，逐渐被吴四姓超过。南方的侨姓和吴姓又统称“江左士族”，大体来说，吴姓被侨姓压抑，略次一等，且两者之间的芥蒂甚深，而即使同为侨姓又有渡江早晚之分。例如东晋之初，中原沉沦，吴郡便以上国自居，妄自尊大，常称南下的北人为“荒伧”、“伧父”等，为天下笑。而刘宋以后，渡江较早的北人反而也以“荒伧”来称呼晚来的北人。南梁末年，西魏攻克江陵，大批士族之民被掳往关中，江左士族名存实亡。
北方
郡姓：永嘉之乱后仍留在北方、未随晋室南迁的士族，后来随着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郡姓也被切割成两支。一支为经东魏到北齐，仍然保持汉代讲经学、重儒术传统的“山东士族”，以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为大姓。在唐代，此七族合称七姓十家，社会地位显赫。另一支则是经西魏到北周，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下形成的“关中士族”，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为大姓。关中郡姓与“八柱国”的合作，可说是西魏、北周、隋、唐建立的基础，即陈寅恪所提出的“关陇集团”。虏姓：北魏孝文帝推行孝文汉化政策，命鲜卑人说汉语、改汉姓、著汉服，并以京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为郡望，以河南元氏、河南长孙氏、河南宇文氏、河南于氏、河南陆氏、河南源氏、河南窦氏等鲜卑贵族为首。由鲜卑人的显贵，摇身一变为汉姓的士族，称为“虏姓”。然而，孝文汉化近四十年后的河阴之变中，汉化极深的鲜卑皇族及虏姓士族遭到尔朱荣屠戮，人数大为减少，失去影响力。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又合称“四姓”，南北朝时期“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新唐书‧柳冲传》：“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山东士族重视姻亲关系，江左士族重视个人风格，关中士族重视功成名就，代北士族重视帝王亲族。
隋唐
隋唐时期的士族以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两大集团为主，其特征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禄世婚。[7]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权有赖关中士族支持拥戴，而山东士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削弱门阀，但由于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会声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温和的政策来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即是择取人才，削弱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唐太宗指示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氏族志》。结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山东士族博陵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抗衡以关中士族为核心的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明经科、进士科都是考试科别，明经科考主要考验对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而进士科除了经学外，加考诗赋和时务策论，对文学创造力及治国政策见解有着更高的要求，极难考取，录取率仅明经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因此进士科愈来愈受重视，地位尊崇，时人称进士及第者“白衣公卿”。这意味着传统上主攻明经科的士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战。所以唐代出现了牛李党争，即明经科的李德裕党与进士科的牛僧孺党之间的政争。
北方在经过了数百年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相当盛行“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相通婚的风气，有些世家大族甚至连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臣的女儿们都进入了挑选名单中，朝廷内外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朕本想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的衣冠女子为媳妇，听闻朝中大臣们都不愿与朕结亲，为什么？朕也是数百年的衣冠，怎么把神尧皇帝的后人当作佛家罗汉。”唐文宗于是放弃了为太子选妃的计划。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仅为九品卫佐的崔皋，唐文宗无奈地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阀阅。我家二百年的天子，竟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在郑覃眼里，李唐皇室本出于关陇集团，起源于晚近的北周，又曾与夷狄（鲜卑）交杂，比起山东郡姓自汉代以来传承数百年的旧士族，相形见绌。而且唐代中国人有“以汉代唐”的思古倾向，对汉朝怀抱着崇拜及浪漫想像，觉得汉是比唐更伟大的朝代。这种心理让山东士族在人们心目中更显尊贵不凡，就连唐代名臣如房玄龄、魏徵、李昉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如此趋附亦强化了山东士族自身的优越感。故荥阳郑氏宁可将后代嫁予一个九品官、但同为山东郡姓的崔氏，也不愿与李唐皇室结为亲家。山东士族心目中对人的社会价值之评判，由此可见一斑。这种风气一直延续整个唐代，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其他网友观点魏晋的门阀政治，追根溯源，在于汉武帝设置太学。
汉武帝设置太学，进入太学的青年，成绩优秀者为“郎”，可以在中央政府当官。成绩较次的，则安排到地方政府当官。在当官方面，政府没有特许某个家庭在政治上有世袭的特权，但由于当时教育的不普及，书籍流通不易，只有有钱人家的人才有读书的机会。久而久之，到东汉中期，就形成了一些世家大族，即门第的出现。
门第势力在东汉中期的发展，经过三国鼎立的战乱。由于中央政府的弱化，平民失去法律的保护，自然各自依附于当地的世家大族。那时的世家大族，把平民武装起来，成为一个自卫团体。而这些武装，则成为世家大族的部曲和家兵。
世家大族有了部曲，就与政府讲条件，裹挟政府。直到西晋，昙花一现的中央政府不幸短命，五胡乱华，东晋南渡，大批平民跟随世家大族度过长江。这时，社会门第势力，比原来更强大，正因如此，才会出现“王与马共同下”的情况。
魏晋时期的大族，因此获得十分大的权益。譬如当官，基本是门阀世袭。而政府本身，也是多个门阀势力支撑所形成的，自然对政府的影响十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