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五品的大学士，权力非常大，为何能压制二品尚书大人？
优质回答：五品大学士压制二品尚书是有前提的。
洪武十三年正月（公元1380年），在胡惟庸案爆发后，朱元璋下诏：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至此便终结了传承久远的宰相制度。
中书省被罢黜，六部尚书共为政府首脑，直接向皇帝负责，君权和相权合二为一，皇权得到的空前的集中。
但是皇帝虽然自称天子，可终究还是人，其精力和才智都是有极限的。当整个中书省的权力机构运作都转移到皇帝身上，任朱元璋是铁打的也吃不消。于是在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朱元璋就仿宋朝的大学士制度，任用一些饱读经书的大儒们为殿阁学士，随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这时候的学士官不过五品，其职责很明确，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并没有实际政务的决策权，所以明初的大学士和负责各部政事的尚书根本没有可比性，纯粹就是打杂的。
到了明成祖时期，永乐皇帝在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新设立内阁，先后任命解缙、胡广、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等为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比起洪武时期，内阁学士的权力大增，不但可以就政务发表意见，供皇帝决策，还要起草诏令敕书上传下达，已经初步具备当初中书省的职责。
但是内阁学士的职衔还是五品，政治地位仍然不高，永乐皇帝特别要求，内阁“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各部尚书还牢牢掌握着奏议大权，还不是内阁能够压制抗衡，可以这样说永乐时期的内阁更像是为皇权服务的秘书处。
不过永乐以后，转折开始发生了。因为内阁的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力保太子朱高炽有功，都各自加拜侍郎衔（杨士奇为礼部侍郎，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均为正三品，与各部正二品的尚书，在官品上已经很接近了，这也标志着阁权的增强。
洪熙元年，朱高炽又在内阁大学士官职的基础上，为阁臣加官到正二品尚书衔，并赠三孤荣衔（少保、少傅、少师），这已经是从一品高位了。可以说内阁学士本职虽为正五品，可在皇帝加官的基础上，超过六部尚书，遥遥站立在百官之上，成了大明官场为数不多的高官。而且杨士奇、杨荣还有之后的杨溥，都以多谋善断著称，不论是洪熙皇帝还是之后的宣德皇帝，都对他们信任有加，内阁处理政事的权力大增，“阁职渐崇”。以至于正统初年，内阁中三杨辅政，使得内阁开始成为领袖百官的存在。
但三杨相继离开朝堂后，王振擅权，内阁的地位又再次下降，阁臣的加官也不过是侍郎衔，还是低于六部尚书。等景泰皇帝在土木堡之变后继位，本就处于弱势的皇权，为了有意压制六部重臣的权力，内阁大学士的职衔经过多次加官，又重新和六部持平，甚至凭借三孤荣衔还高于尚书的品级。更重要的事，反映在朝堂上班次的变化，原本在六部之下的内阁，开始位列六部之上，已经赶超六部。只不过内阁权力虽增，却一般不能干预部务，这让内阁和六部在更多的时候是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
天顺、成化时期是内阁地位巩固时期，阁臣新入阁以侍郎衔拜大学士，之后升官尚书，并逐步加太子太保，甚至三孤衔，更为重要的是在正统初年形成的票拟制度，成为惯例，这让内阁各项职能逐步制度化，已经具备宰相的一些权柄，百官中出现了称呼内阁首辅为宰相的声音。
到了弘治朝，内阁超越六部已然成为定局，内阁插手部务十分常见，六部题请、奏准的政务必须经过内阁批打、票拟，事实上内阁成为了中书省的存在，六部的上级部门。而嘉靖年间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权相迭出，以内阁首辅之职，“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哪怕贵为一部尚书，正二品大员，也只能对其卑躬屈膝，内阁首辅大学士已然成为了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
因此才会有“内阁之权渐重，无异宰相之设；六部之权渐轻，凡事多乐受内阁风旨而行”的说法。
所以说，大学士的职位虽然不过是五品，但这只是内阁大臣的基础职位，加在他们身上高于六部堂官的职衔，以及远高于六部的执政地位，才是他们真正压制二品尚书的原因。
其他网友观点这是明朝中期以前的事。
明代，朱元璋借胡惟庸谋反案针对整个中央行政组织架构进行了颠覆性修订。之前，国家行政中枢是中书省，中书令就是宰相，负责行使预审奏折，草拟初步意见，呈递皇帝审批的职能——如果是五品以下官员任免，则宰相会同吏部就处理了，不通过皇帝审核。
朱元璋宣布废黜中书省，废除宰相——自己直接领导六部，从而形成皇帝+宰相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中国通行数千年的宰相没有了。
然而，皇帝不可能直接处理如此庞大的具体行政事务，因此明成祖时期设置内阁大学士，行使原中书省部分权力——初审分类奏折，呈递皇帝审批。
初期，内阁大学士只有正五品，完全属于皇帝的秘书职责。明宪宗时期，内阁首辅制度基本成熟，内阁大学士不仅位列六部尚书之前，实际享有宰相——中书令职能，预审分类奏折，草拟意见。权限内事务直接批复六部执行，权限外呈报皇帝决策。
所以，明代内阁等于皇帝秘书处，大学士等于皇帝秘书长，权力很大，哪怕从五品也能令正二品尚书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