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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嚼两千年》，曹雨著，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2年6月版
中国食用槟榔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现在中国最常接触到的槟榔是湖南式的，这些包装好的槟榔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槟榔成熟果子的颜色和《一嚼两千年》这本书的封面颜色比较接近，嚼出来的汁液也是这个颜色。但实际上，这种类型的槟榔的流行在中国是非常晚近的。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嚼两千年》，中国人吃槟榔吃了有两千年的时间。传统上吃的是青色的槟榔，这才是最传统的吃槟榔的方法。而这种原本的食用方法曾经广泛流行于整个广东、海南、福建这些比较靠近热带的沿海地区。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幅描绘中国人吃槟榔的比较写实的画像，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William Alexander画师画下来的，当时这个画像是没有写地点的，但是从他的行程来看，最有可能画下来的地方是在澳门，他很有可能是在澳门看到了当时做槟榔的这么一个情境，然后把它画了下来，这里有蒌叶，这边有一个石灰盒子，这边是已经包好的槟榔，这个时候看到的槟榔的样子就跟台湾看到的包叶槟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时广东是流行这样吃槟榔的。
William Alexander描绘的中国人吃槟榔的画像。
但是大家如果最近有去广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广东人早就已经不这样吃槟榔了，这个习俗对于广东人来讲都是非常陌生的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至少一百年的时间，以至于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嚼槟榔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而在其他地方它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在广东已经没有嚼槟榔的习惯了，意味着一个传统民俗彻底的褪去。
广东食用槟榔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上所有吃槟榔的人，嚼槟榔的习俗的起源都是南岛语系族群。南岛语系族群对于华北或者北方的人来讲可能还是蛮陌生的概念，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语言构成通常我们会说汉藏语系，汉族、彝族这些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还有一个很典型的语族就是侗台语族，侗族、壮族、傣族都讲侗台语族的语言，是在中南半岛活跃的；还有一个苗瑶语族，有时候也叫它中南语系，这个语系的族群活跃在中南半岛。接下来中国北方还有阿尔泰语系，有这么几大语系。
南岛语系族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这个族群的起源地，一般来讲学术界广泛认为它是来自我国的台湾岛，台湾开始源起以后向整个太平洋群岛和东南亚的这些岛屿上面进发，这个族群是遍布在海洋上的，以航海技术作为他们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还有一些奇怪的民俗，比如中国古籍里面记载的“雕题黑齿”，一般就是指南岛语系族群的后裔。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古籍的时候会发现有个问题，它里面会写到很多对南方民族混淆的称呼，它可能会把瓯越、越裳、骆越都认为是百越，不加以细致区别，但实际上在中国长江以南的这些原生民族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们可能是属于不同的语系。比如有些是来自侗台语系的，有些是来自南岛语系的，这些民族都是生活在华南大地上的。随着汉族逐渐向南拓展，这些民族有一部分融入了汉族，有一部分永远离开了华南，迁徙到中南半岛上面去了，所以南岛语系族群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南岛语系族群了，但是曾经它是在中国沿海有定居地的。
南岛语系族群是目前被发现的第一个食用槟榔的族群，最早的遗址是在巴拉望岛上，这个岛上有个都扬洞穴，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嚼槟榔的痕迹，大概距今五千年前的嚼槟榔的人的牙齿的痕迹，必须是由槟榔和石灰混合以后产生的痕迹，所以最早的食用槟榔的痕迹发生在巴拉望岛。
之后的记录也可以在马来半岛或者在菲律宾群岛或者越南南部可以发现这些嚼槟榔的痕迹。但是很遗憾在华南并没有出土这样的东西。如果按照严格的考古学的判定方法，我们不能印证说嚼槟榔的习俗就在汉人到达华南以前就真正存在过，但是文献上能够支持汉人到达华南以后发现槟榔那么一个说法，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证据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考古学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间接推断出来，华南是存在嚼槟榔的南岛语族的部落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实在的证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嚼槟榔的习俗随着南岛语系族群的扩散，扩散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以外还影响了它北方的两个邻居，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华。印度受到这个影响以后，几乎在整个南亚次大陆上都产生了嚼槟榔的习惯，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宗教仪式当中的一部分，流传下来，所以在印度嚼槟榔是个很普遍的事情，到现在也是，印度人嚼槟榔跟南岛语系族群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印度人嚼槟榔的方法是把槟榔切得非常碎，裹在蒌叶里面，也是会加石灰，但是他们还会加烟草、加糖，会加其他的香料，是非常混合的嚼法。在中国嚼槟榔的习惯，长期以来在岭南是保持着跟南岛语系族群一致的嚼法，就是青叶青裹的状态。
槟榔的药用用途
如果说到中国人对槟榔的记载，第一个记载槟榔的人是杨孚，杨孚本身就是广州人，当然广州这个名称出现既早又晚，它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交州广州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时的广州是泛指广东广西的所有地方。现在的广州市的出现是在民国初年重新定义的，所以现在的广州跟以前的广州所指的范围不一样。杨孚井这个位置是在广州的下渡村，这个村落现在已经位于市区里面了，长期以来它是处于城外的一个郊区的位置。在杨孚井这里，其实这个杨孚井也是有问题的，它是后来推断的，可能是杨孚家后花园的井。但是由于这个村的位置，数千年来是没有变更过的，所以这个推断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杨孚是第一个记录了槟榔的人。
可以想象一下，当东汉的杨孚详细记录槟榔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信息就是杨孚是一个汉人，他是一个在南越的汉人，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汉王朝为了征伐南越而派下的一个军官的后代，大概是这样一个征服者的地位出现在南越的土地上，他就详细记录了槟榔的食用方法。比他更早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也记录了槟榔，但是他的槟榔只有一句话，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实地见过或者能够直接传递信息的一个东西，他在《上林赋》里说了一句话“仁频并闾”，仁频就是槟榔，并闾就是棕榈树。他这里说的“仁频”实际上是Jambi的音译，在马来语里面Jambi是指槟榔，Pinang也是指槟榔，两个说法在马来语和印尼语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到印尼是有一个叫作占碑省的地方，占碑就是Jambi的意思。像丹戎槟榔也是印尼的一个地方，马来西亚还有槟榔屿，槟榔屿是很有名的地方，因为它跟辛亥革命有密切的关联，发动三·二九广州起义的时候，指挥部就在槟榔屿。
我们看这些名字命名就可以看到南岛语系族群对于槟榔是有一个想象的，就好像西方文字对于橡树的想象，西方文学里面经常会出现“橡树骑士”或者“橡叶骑士”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橡树是代表一个骑士高贵的品格的，所以在西方的文化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地名。中国传统也有类似的一些，像河南的柘城，柘在古代就是一个挺受尊敬的一种植物，所以把这个柘经常用作地名，还有很多小地方是跟柘有关。槟榔在南岛语系族群里面有同样的意义，他认为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值得描述的植物，就像中国人说的竹子、莲花，或者中国印象当中的梅花之类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植物的形象，在南岛语系族群的印象当中是有这么一个印象的。
传到了汉民族的视野以后，杨孚是第一个记载它的人，他是这样说的，“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就描述槟榔的样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说“饮啖设为口实”，就说当时岭南人嚼食的方法，加上解释，把牡蛎灰加入槟榔当中同嚼能让人产生欣快的感觉，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忧”。后来本草纲目也是沿用了这句话“槟榔扶留，可以忘忧”，所以是对槟榔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从杨孚开始，他特别写成了这本《异物志》，把岭南的各种物产介绍到中原去，是中原人第一次知道了岭南有如此多的物产，可能会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或者食用的价值。
槟榔在杨孚把它介绍到华夏文明、中原文明之后，就产生了槟榔的第一个用途，因为槟榔是一个岭南人经常嚼的东西，而当时的中原人对岭南人的印象是多瘴气，所以他当时认为岭南人之所以在岭南而不会生疾病，是因为他们嚼了槟榔，而槟榔可以祛瘴气，具有了这么一个想象，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槟榔被赋予了洗瘴丹的别名，他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去除南方的瘴气。瘴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大家如果现在去想的话，现在如果一个北京人要去广东的话，大概不会把瘴气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我可能到广东会中瘴气，应该不会想这个事情的。其实不仅是现在不会想，从明朝开始就不太会有人想这个事情了。
但是如果你放在两汉或者魏晋时期，当时的人对于发配岭南还是非常恐惧的，认为如果我到了岭南的话一定活不长，一定活不下来，我一定会中瘴气，我一定会死掉。昨天我在北京我也感受到一种，恍然有一种走在广州街头的感觉，北京也变得很湿了，有点岭南的感觉。总之在那个时代，至少是在宋代以前，基本上岭南是一个被人畏惧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关于瘴气的想象，认为到了岭南一定会有瘴气，《三国演义》那个书里面写了特别多关于云南的瘴气的想象，总之南方是有瘴气的，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想象。
但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呢？尤其南宋以后基本上对岭南的瘴气就没有太多的描述了，主要是因为岭南的生活条件变得比较好，大家愿意去了，瘴不瘴气其实是个借口。我要是不想去它就有瘴气，我要想去它就没有什么瘴气。生活条件变好了以后，以至于到了明朝的时候，岭南已经变成了一个商贾云集，沃野千里的地方，那时候是抢着去，那些当官的一想到能够去岭南刮刮地皮还是很开心的，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畏惧瘴气这个事了。在两汉之际，瘴气还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所以槟榔已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视野，马上就被赋予了一个洗瘴丹的想象。槟榔也成为了一个下一切气的首选用药，就是指所有的恶气、呕气，觉得气不顺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槟榔来调节，所以槟榔当时在四大南药之中作为首选用药，所以当时对槟榔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不过也不要认为槟榔是个便宜的东西，药在古代的价格是很高的。
槟榔入药的形态一般是这个样子，槟榔心切片以后的圆柱的状态，可以看到它的纹路很漂亮。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些木料或者一些东西比较好会说它有槟榔纹就从这里来的，因为它的纹路很好。
对于槟榔入药以后的记录最早是由张仲景开始，张仲景当时在他的药方中就明确地写了好几味关于下胃气，下呕气，消食的药用到槟榔，从他开始以后，葛洪和陶弘景都有描述槟榔的使用，对槟榔经过魏晋以后的确认，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下气的用药，它的中医药的地位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以至于到了东晋以后，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药品。
槟榔与佛教
我们说到汉人南迁对于槟榔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槟榔的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它对于槟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核心就在于统治重心的南移。在两汉时期关于槟榔的记载，一般来讲出现在《异物志》里或者出现在一些医书或者药书，那么在两汉之后槟榔开始普遍出现在中文的文献里面，最核心的要点就在于中国的统治的重心从原来的洛阳转向了建康，当他把首都搬迁到南京以后，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整个的文化和士人集团都向南迁移以后，它对于槟榔的认知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加强了对于槟榔的了解，因为建康离南方近了很多。原来统治的边陲，比如说汉代，汉代那时候把交广二州的首府是放在这个位置，广西梧州和广东封开之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一个没有什么屏蔽的地方，基本上是西江中游很多山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不适合作为都城或者作为大的城邑发展的。
广州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大的城邑发展的地方，都是平地，它能够统辖整个珠三角的肥沃平原。在南越国的时候，广州的市区一直都是作为城邑而存在的，但是到汉代的时候他把这个城邑毁掉了，迁到封开去，意思就是稳定胜于发展，对于汉朝来讲，岭南不重要，所以我需要把你的城邑放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要限制你的发展。那么到了东晋，尤其是在东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东吴并不统治北方的已开发的地区，所以南方对他来讲很重要，他很重视开发广州。这个时候当时的孙吴政权就把原来在封开的交广二州的首府搬到广州去了，把广州重新建立了起来，这个时候他认为岭南对他来讲很重要。
到了东晋的时候，岭南对东晋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它把北方所有的腹地都丢光了，这时候广州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他需要加强对这里的统治，不断派遣得力的官员，不断把岭南的物产开发出来，能够为其所用。所以当华夏统治重心南移的时候，槟榔作为文献当中记载出现的东西就变得特别重要。
大家很正常会产生这样的想象，比如说在北京，北京文化资源也是很多的，以至于我作为一个广州的文化人我都经常想着我要搬到北京去住，因为北京实在是聚集了太多的资源，靠近统治重心是文化人天然的属性。建康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的首都在建康的时候，文化人都会跑到建康附近去住，这样你对南方物产的记录和描写自然会多起来。对于南方的记载又进一步变得比较少，所以就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槟榔描述最多的一个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丧乱的前提之下，感受那个时代独特的精神状态，南迁的汉人对于北方一片丧乱这种感觉。大家如果知道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的话，会讲到洛阳的白马寺，这是第一个中国的佛教寺庙。虽然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但是它真正兴起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在南北两方，大家知道南北双方都进入大混乱的背景下，佛教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而且双方统治者都非常需要佛教来巩固他不正统的政权的地位。如果相对于之前的政权来讲，比如说汉代，汉代是一个正统性非常高的政权，它对于宗教的依赖是比较弱的。但是南北朝无论到了哪边，无论是北魏还是萧梁，他们都是属于伪政权，因为自从宋武帝刘裕篡位之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质疑，这个时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教又再一次加强了槟榔的印象。
我们现在看佛教的历史，前一段的时候看到了南岛语系族群对印度人的影响那一段，印度人嚼槟榔非常早，在佛教诞生以前印度人就有普遍嚼槟榔的习惯，但中国人没有，中国人没有主要是因为气候条件所致，印度是适宜种植槟榔，南亚西大陆的南端都是适宜种植槟榔，所以他们可以种出来，但是中国是不适宜种植槟榔的，到现在为止只有海南和台湾是可以出产槟榔的，其他地方是不宜种植的，就比如说广东的南部甚至是很热的地方都不适合种植槟榔，因为冬天仍然会受到寒潮的影响，槟榔树一旦受到寒潮影响之后结的籽就非常小，结小籽之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商业价值，商业价值会大为降低。所以在印度，这个东西在佛教诞生以前就深深嵌入了印度文化当中，所以当佛教诞生以后它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一种佛教的供养品，其中“五树六花”的规定就包括了菩提树、高榕、贝叶棕、槟榔和糖棕。菩提就不用说了，菩提是智慧的化身，高榕一般来讲是一种观赏性很强的植物，贝叶棕的那个贝叶就是用来写《贝叶经》的，还有我们见过的藏传的经文就是用贝叶写出来的，它是用来晒干以后书写经文用的。槟榔是作为佛教僧侣的香口物和提神物的，当时在印度的时候槟榔主要的作用就是在这两方面。一方面是香口，你不可能用你污秽的口气去冲撞佛祖，所以你需要槟榔来香口。另外就是你需要用槟榔来提神，佛教僧侣在打坐和冥想的时候其实是蛮容易睡着的，如果有槟榔就会好一些。糖棕就是用来生产一种褐色糖的东西，也是当时作为寺庙的一个很重要的供养品，所以这些东西是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所说的五树六花的规定。
这个规定到了汉传佛教以后好像不是很保留这个东西，因为“五树六花”里面全部都是热带作物，汉地应该不太可能种得活这些东西。槟榔就不用说了，菩提和高榕还勉强可以，贝叶、槟榔和糖棕是不可能成活的。荷花还能成活，文书兰、黄姜花、鸡蛋花、缅桂花和地涌金莲，这应该都是种不活的，如果在华北的话应该是种不活的，南方会好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完全把五树六花都给齐集。“五树六花”我见到的最齐的是在泰国，泰国一般它的佛教就保持了传统佛教要求的“五树六花”，泰国的僧侣至今也是保持嚼槟榔的传统，泰国佛前的供奉，这个就是槟榔。佛前供奉是必备槟榔的，在南传佛教当中。
当这个佛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兴的时候，中国人也突然发现槟榔，中国人一直把槟榔当成一种药来用的，东汉以来一直把槟榔作为一种去瘴丹来使用的，突然发现佛教里面也用到了槟榔，这时候槟榔的地位一下就上来了，我供佛也要用到这个东西，所以槟榔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作为赏赐品，赏赐给僧人或者寺庙。槟榔那个时候的价格非常高的，在古代一个远距离运输的商品，它的价格都会变得很贵。我们现在在北京吃个荔枝还觉得蛮平常的，但是我小时候在北京看到荔枝已经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了，更不要说是在南朝的时候了，这是非常昂贵的食品。
我们后来能够找到的关于汉人使用槟榔作为一种信仰象征的标志，最明确的例证就是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的壁画墓，他的墓前是有两盘槟榔的。明确地把槟榔供奉在墓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发现，你有这个证据就是铁证了，有两盘槟榔明确地摆在那里，就说明它对于佛教的强烈的信仰，因为张文藻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墓葬，他是使用的西天荼毗礼的一个葬法，把人烧成灰以后扎在一个木偶里面然后埋下去，那是一个西天荼毗礼的葬法，非常强烈的佛教信仰的标志。它后面这个经文全部都是佛教的经文，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佛教信仰的体现，这里面所有的贡品里面没有出现肉食。
正如之前南朝萧嶷的遗嘱里面也是这样强调的，在萧嶷嘱咐家人在他死之后不能给他供奉屠宰的三牲。大家知道按照儒家的传统，一个亲王去世的时候至少要用到少牢的规格，所以是需要屠宰牲畜的。但是在他的要求当中是不允许出现这个的，他要求用槟榔和肉干和酒来供奉，肉干属于三净肉了，在部分佛教概念当中，因为当时戒断酒肉制还没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在那个时代，槟榔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佛教的，而且可以用来取代传统的儒家的礼仪的，因为儒家是非常强调祭祀的，当时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用槟榔来代替。
张文藻墓中，最右侧的两个贡碟盛放着槟榔。
但是我认为即使在张文藻的墓里面发现了槟榔，也不能认为在辽的时代，在北方就有广泛吃槟榔的可能性，因为我始终认为在北方槟榔是作为一种非常昂贵的东西，或者说只跟佛教信仰搭配的东西出现，它可能没有那么广泛地流行，可能少部分的贵族会享用，但是不可能出现大量的流行，它毕竟是个高价物。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墓葬里面发现的东西是个常态，但是墓葬里面发现东西其实是个变态，比如我们经常会发现大量的青铜器，我们考察一些比较重要的遗址会发现青铜器，但是古人吃饭真的是拿青铜器吃的吗？不可能的，古人吃饭是拿陶器吃的，只是那些陶器没有保存下来，它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
墓葬里面也是这样，墓葬里面陈设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陈设，是会有一些改变的，因为它是墓葬，有一个特殊的用途的，寄托着另外一些想法，它跟日常用途是不一样的。当然墓葬已经是非常好的实物证据了，相对于其他的陈设来说。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只能通过设想一千年以后的人如果要恢复一个我们现在的场景的话，而通过一个墓葬的场景来恢复我们现在的生活场景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时候恢复生活场景就是用墓葬的方式来恢复的。如果要一个穿越了的古人来看的话会觉得是一件很阴森恐怖的事情。
槟榔如何成为情爱关系的象征？
到了南朝以后，我们刚才讲的两种用途，一个是槟榔的药用用途，是从它物体的本身特性来出发的。另外一个是佛教的用途，直接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被中华文化所借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说的四种对槟榔当中的想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叫作“调直亭亭，千百若一”的想象，这个想象使得槟榔多次出现在贬谪诗里面。就是当一个中原的文人或者一个士大夫被贬到南方的时候，他通常都会写到槟榔，而且会一再强调自己的心跟槟榔一样，无限的向往，对朝廷有一个忠诚度在这里，他这一段写的，“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调直亭亭，千百若一”，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是体现了槟榔作为一种物，它被颂扬的一种状态，它被汉人赋予了一个文化上的想象，它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植物，这种文化想象就开始出现了，而这种想象是汉文化叠加给槟榔的第一次想象。
当然这种想象很快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想象，对伴侣的忠贞不贰。因为这种东西一般指的是对皇上，虽然我被发配到了岭南，我见到了槟榔我就把它写下来，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心是没有变的，我还是心向皇上，心向朝廷。但是到了民间以后，毕竟做官的机会不是人人有，但是情爱的关系应该是人人都有，所以到了民间以后，它这种形象就变成了一种忠贞不贰的相生相需的形象，就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变成了民间的定情信物。
槟榔长期以来保持一种情爱关系的象征，比如说在印度的神话里经常有关于槟榔和定情物的关系，很自然的槟榔会作为一种定情物，因为它有“调直亭亭，千百若一，上不倾，下不斜”，反正就是一个很正面的情爱的形象，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它一直是有这样的含义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含义的，比如说在广东、越南，现在越南的婚礼也是有的，广西的婚礼当中槟榔都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要互相交换的。槟榔在岭南婚礼中是非常正式的交换物，它是体现正式关系的，而不是体现偷情关系的。
但是在北方的文献记录当中体现了一个偷情的关系，比如说红楼梦中的贾琏跟尤二姐讨槟榔，这体现的是一个非正式关系，它也是男女关系，但它是一个非正式男女关系。但岭南是一个很正式的男女关系，它体现的是叫“奉槟榔、担槟榔、酬槟榔、槟榔歌”，它是有一套仪式跟它相伴随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槟榔在岭南没有任何的负面的偷情的意思。但是离开岭南之后就产生了这个意思，这是为什么呢？你想它情爱的意思没有变，但是因为它在北方不是一个那么常见的东西，所以它被赋予了一个更加非正式关系的含义。所以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这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画的一个“此中国卖槟榔之图也，其人用笼内装安南海南槟榔，沿巷售卖，每枚用剪夹碎数瓣，买去零星食之”，这是对当时民国初年卖槟榔的记载。其实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湖南的街头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卖槟榔的摊贩，当然已经不是用这种担担，一般是用小推车来行进的。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包装槟榔的状态是从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大规模流行起来，它真正的盛行是2000年之后随着电视媒体的推广在全国开始流行，也是在特定的职业当中，比如说火车司机还有电竞行业从业者，它有特别的职业偏好。
在台湾的槟榔有一个别的含义，是槟榔西施，这是在台湾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台湾一直是可以出产槟榔的，中国唯二的槟榔产地一个是海南一个是台湾，海南槟榔和台湾槟榔的源头还不太一样，台湾本土的少数民族是有采槟榔的习惯的，但是台湾的槟榔西施是另外一种风俗，两个源头有蛮大的差异，在书里面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在清代以后，清末的大变局当中，广府地区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吃槟榔的领地，现在只有零星的文化的遗存，大陆地区在二十世纪以后只剩下湘潭，只有湘潭地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吃槟榔的习俗。但是对于槟榔的记载当中广州人是写得最多的，广州在历史上吃了很长时间的槟榔，而且广州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地带，这个地方记载了槟榔的历史，包括杨孚的《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沙门义净，他是个僧人，他曾经在海外施粥传法，在印尼、马来西亚还有苏门答腊这些岛屿上面进行传法。沙门义净是个广州人，他从广州出发，试图把大乘佛教传到尚没有佛教的地方，干了一件非常勇敢的行为，但最后不是很有效果。但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笔记叫作《南海寄归内法传》，把他整个行程给写下来，他看到的东南亚的情况。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他是宋代时候的人，屈大均是晚明时候的人，赵古农是清朝时候的人，这些都是广东人。容媛和杨成志也都是广东人，写的《槟榔研究》，这是民国时期的，关于槟榔的记载最多的人还是广东人，这些人形成了一系列的槟榔记载，才有了我后来能够有充分的资源来写成这本书。当然我也是广州人，是继承了一个传统，冥冥之中的召唤让我把这本书给写了。
经过中国文人的不断加工以后，槟榔在中国文化的形象被进一步加固了。比如李白的《一斛槟榔》“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使用的这个典故。还有一个泪向槟榔，“泪向槟榔尽，身随鸿雁归”。还有庾信的《忽见槟榔》，“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由于这些文人对槟榔形象的渲染，使得槟榔在中国文化当中形成了更加强烈的文化印记的形象，使得槟榔变成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标志物，就好像我们一般说到莲花就会想起《爱莲说》或者想到芙蓉，就会有一系列的文化想象，槟榔的文化想象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文化想象在里面的，由于南北朝文人不断渲染，给它创造典故。
嘉宾/曹雨
整理/李永博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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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时间：2022-11-22 04:59:43